参考消息网1月10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政府反腐调查的最新报道。两年多以前，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反腐运动，落网的人数既令人震惊又令人麻木。仅去年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超过5.3万起。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月8日报道，追踪所有的案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只是关注一下。所以，共产党想出了一个21世纪的解决办法：利用手机应用程序（APP）将最新的反腐信息送到用户的手机上。
这一最新的应用程序是反腐监察机构中纪委开发的。该应用程序会发布关于反腐和违规的最新新闻，并经常发布推送通知，有的时候每20分钟就发送一条。
批评人士认为，由于中国缺乏有效的监察和平衡，以及官员们不愿实施财产公开等，反腐运动不会带来持久的变化。
但是，事实证明，反腐运动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多年来有些人每天都在疲于应对各种腐败问题。要想办成一件事，行贿是非常普遍的，哪怕是挂个专家号之类的事都需要行贿。
这一应用程序显然是想告诉更多人关于反腐运动的情况，并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手机或许是这么做的最佳途径：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是通过移动设备、而不是笔记本电脑或者台式机来上网的。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中国超过83％的网民是通过手机上网的，达5.27亿。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下载了该应用程序。不过，据官方媒体报道称，该应用程序受到广泛关注。报道还说许多网民发现，该应用程序是关于反腐的有用信息渠道。有关腐败官员的信息在应用程序首页很容易看到。
报道称，中国的反腐运动似乎会一直继续下去，远未结束。
中纪委网站最近发表了《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文章，并称：“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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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瞭望：2014打虎策
封面报道
2014打虎策
策划人：舒炜 李天锐
如果说在2013年，中央纪委像一只慢慢握紧、积蓄力量并开始出击的拳头，那么在2014年，这个拳头已经在狠狠持续出拳。
2014年，注定会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将顺理成章被历史铭刻为“打虎”新局面的重要一年。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一系列高官的落马，不光刷新着“打虎”记录，也刷新着公众对腐败之害的认识，更凝聚着民众对中央反腐的支持。
在这一年里，“打虎”、“拍蝇”和“猎狐”排浪逐波，风起云涌。不管是“下山老虎”还是在位高官，部委大员还是“地方诸侯”，谁碰红线，就查处谁。
所有的一切，都昭示着这一年的特殊意义，即中央对任何人、任何腐败都不会妥协。在不设禁区、不留死角的反腐攻势下，各级官员不得不思考“有权就是任性”的后果。
破而后立，反腐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重塑政治生态。2014年已经过去，我们怀念它，开始梳理它，这既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2014年，王岐山通过多种方式公开露面59次，其中对反腐败作部署的有32次。廉政瞭望尝试以这些活动，带读者重回2014年风云激荡的反腐现场，勾勒出2014年反腐方略的多重变化。
2014，王岐山的反腐表情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201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会见泰国改革大会代表团时称“要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子，踩着不变步伐，把握力度和节奏，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有专家注意到，上述会见的新闻镜头中，王岐山“表情略显凝重”。
此前舆论对反腐“沉寂”——原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赵少麟落马后2个月，全国“仅有”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有种种猜测，这可以算是一次正面回应。
在此会见后4天，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后10天，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同一天落马。2014年的反腐在最后一个月进入又一个高潮。
2014年，“踩着不变步伐”的反腐败，雷厉风行而不失稳重。截至12月12日，这一年里王岐山见诸报端的公开露面59次，其中与反腐败紧密相关的32次，每次表情有所不同。在这些不同的表情下，2014反腐有什么“新常态”呢？
传递理念：从谆谆善诱到敲打桌面
2014年，王岐山与反腐败相关的公开露面，基本集中在前5个月，有20次。
前5个月，他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召开了6次座谈会，出席了1个专题研讨班，两次到山东。此外还在全国“两会”的四川、陕西等代表团上讲了很多反腐的观点。这些观点是2014年中央纪委反腐走向的一大重要风向标。
比如谈公开曝光。1月，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提出要公开曝光；3月的中央纪委常委会继续强调。等到8月，王岐山再次称，“我们中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有省长、书记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
还有重点查处对象。王岐山4月到5月连续召开了6次座谈会，提到重点要查处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观察人士告诉记者，“梳理这些活动的内容，看得出主要意图还是传递反腐的理念，进行反腐布局，有谆谆善诱的意味。”所以“活动中王岐山的神情比较轻松”。
在公开报道中，总能找到一些王岐山幽默、生动风格的印记——曾有外国政要称他“有着略显顽皮的幽默感”。
3月5日，他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既提出“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要层层传导压力，把责任分解到基层、落实到人”；也很轻松地谈韩剧。
与此相应，前5个月，全国有9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可以说基本延续了去年的频率和力度。
从6月起，省部级高官落马数量激增。王岐山的公开活动却逐步减少，即便露面再谈反腐败时，也比上半年严肃得多。
6月，苏荣与4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王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从严治党；会见丹麦议会监察专员署代表团时，他再次强调要“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7月，王岐山在内蒙古考察调研，并召开部分省区市巡视工作座谈会。据央视画面，在会上谈到反腐时，他表情凝重，以手背敲桌。此后不久，周永康与5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省部级高官6到8月的密集落马，尤其是周永康的落马，让很多官员‘反腐一阵风’的侥幸心理落空。”上述观察人士称。8月，王岐山脱稿即兴讲演一个多小时，与全国政协常委交流反腐，称“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敢’这条已经初见成效。”
这并不意味着反腐的力度有丝毫变化。
10月，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讲话中，用了3个惊叹号。“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用惊叹号的比较少。用了3个惊叹号，可见对某些事情的情绪。”上述专家分析称。
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掷地有声，“谁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敢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就要为我们党改进作风付出代价！”
此后的两个月，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王敏、韩学键、令计划等人先后落马。
反腐“操盘”：专、精、快
11月18日，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2014年第三轮巡视。央视新闻画面中，有一个镜头是“他右手在面前来回、轻柔地舞动，似乎在不厌其烦地详细讲解。”上述专家称。
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称，下一阶段巡视工作重点转向专项巡视。专项巡视要害在“专”，可以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下属单位、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开展巡视。
“专”可以说是2014年反腐方略的重要特征之一，这还体现在“专注”、“专业”上。
3月，王岐山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更多的力量调配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上”。这之后，中央、省、市纪委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两次改革，部分地区县级纪委第二次机构改革也将在2015年完成。
据媒体报道，一名熟悉王岐山的人士回忆，他曾直言，内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别很大，要求纪检干部尽快变成某一领域的内行。梳理中央纪委各位副书记的履历可知，他们均有在中央、地方、军队纪委或司法系统长期工作的经验。
10月，王岐山严厉表态，“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
“这表明他对集体性腐败有清醒认识，也将‘精耕细作’作为2014年反腐重点之一。”上述观察人士称。
精耕细作，在中央层面体现为“打大老虎”时抽丝剥茧、步步推进，比如从“石油系”一步步推进至周永康。
地方则表现为深挖窝案、串案。其典型就是山西官场地震。在这次反腐战役中，山西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且落马官员之间彼此亦有牵连。“从案件中发现新线索，基本上是我们现在主要案件来源之一。”一名市级纪委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就曾从一个即将结案、简单的招投标案件中，深挖招投标信息泄露来源，最终查处了数名官员。
2014年的反腐败中，王岐山就像钢琴师，“有静气、不刮风”，形成了自己的“力度和节奏”。与此前相比，这个节奏最大的特点就是“快”。
7月29日，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不到5个月，中央纪委就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周永康被移送司法。徐才厚从被宣布落马到移交时间更短，只用了3个月。这不仅彰显中央反腐的雷霆手段，也显示纪检机关调查之缜密，不到铁证如山绝不出手。
除“打大老虎”抽丝剥茧外，一般省部级官员从落马到移交司法的速度也快了很多。十八大前，这一般需要一年左右，比如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2010年7月被“两规”，2011年7月被移送司法。
而2014年，这个时间基本上在半年左右，部分甚至只需要3个月——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2013年11月落马，5个月后即被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从落马到移交时间更短，只用了不到2个月。这种快查快移模式，正是纪检机关一年来“三转”取得的突破之一。
痛斥腐败，“严”与“狠”
11月，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谈反腐，讲了“狠话”，称“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是党的干部，不知不学党规党纪，无视规制、不讲廉耻”。
王岐山更多的“狠话”是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讲的。他称，“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决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四风’病源还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层面，‘不能’、‘不想’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治病树、拔烂树，强化“不敢”的氛围。”
早在去年年初，王岐山就提出“零容忍惩治腐败”是中央纪委全年五大任务之一。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称，痛斥腐败时，王岐山的语言词锋犀利，透着“狠”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讲起话来往往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让贪官如坐针毡。对官员的要求，他的言语中，则透着“严”字。
治理腐败，既要依法反腐，也要依纪治党。王岐山称，“党纪不能替代国法，党纪不等于国法，但是党纪严于国法。对党员的要求除了有国法的要求，还有党纪的要求，治党从严就要从严格党纪抓起。”
2014年，中央纪委在这方面有诸多制度创新与实践，例如12月12日，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在中办、国办、中组部、中宣部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7家派驻机构。
“明年可能将有更多举措。”上述专家分析称，王岐山曾提到要“确保到建党100周年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12月12日后，公开场合再见王岐山，是2015年新年戏曲晚会。在这次晚会上，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观看了《廉吏于成龙》。据媒体报道称，这部新编晋剧表达出自古以来人们对为官者清正廉洁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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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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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 资料图
十八大后反腐败策略的转变
文_廖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创新反腐败工作思路、方法，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总结起来，反腐败策略有四大转变。
从体制机制改革上看，由过去注重级别高低向注重职能发挥转变，强化履职履责。
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几十年来经过了多次变革。最早，纪检机关作为党的一个内设机构，1980年开始实行双重领导；1982年，纪委班子作为六套班子之一，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后来很快取消了这一提法；1988年，明确纪委内设机构比同级其他内设机构高半级，2001年实行地方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十六大后党委“减副”，又恢复了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的模式，延续至今。
纵观此前多次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主要是在机构级别待遇及干部职级高低上作调整。而这次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无论是“双重领导”体制的变化，还是“两个责任”的划分、以及旨在提高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的“三转”、巡视制度创新等，核心目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问责作用。而在强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干部的工作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威望也普遍得到提升。
从反腐败思路上看，由过去较为宏观笼统向更加具体清晰转变，强化主责主业。
十八大前，中央的反腐败工作强调总体部署、宏观要求，具体怎么抓，依靠地方的理解结合。而一些地方不愿直面主要问题矛盾，往往避实就虚，把面铺得太宽，发力点分散，什么都参与，什么都没管住，往往沦为程序性的摆设，甚至成为一些腐败行为的挡箭牌；有的纪委书记分管的领域太宽，既不能集中精力抓反腐败工作，有时也不得不站在被监督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些都是制约反腐败成效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纪委发现了其中弊端，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比如在2012年，四川省纪委监察厅要求纪委书记不直接分管与纪检监察业务无关的工作，一些省市纪检监察机关对一线办案执纪人员占总人数比例做出规定等。但从全国层面明确提出相关要求，则是在十八大以后。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思路上体现出三个明确：首先是职责明确。针对过去纪检监察职能泛化、主责淡化等现象，纪检监察机关通过调整内设机构，加强系统管理，把更多的力量调配到查办案件的主业上来，从事与案件查处工作相关的人员比例基本超过了40%。如中央纪委退出111个议事协调机构；并以上率下，及时批评广东河源市纪委牵头治理“偷伐生态林木”等行为属“多管闲事”，引导各级纪委聚焦主业。其次是重点明确。王岐山书记提出：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指明了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心和着力点。通过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化解腐败存量，兑现党的庄严承诺；一方面通过高压态势，形成不敢腐的震慑效应，防止出现新的腐败增量。再次是靶心明确。严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人”，将其公开曝光等。以上一系列部署可以用“思路清晰、任务具体、责任明确”来概括。
从反腐败策略上看，由过去神秘低调向公开宣战转变，强化高调高压。
过去，曾有人把各级纪委称为“最神秘机关”，事实上，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上往往孤军奋战，多年来也一直奉行“多做少说”的原则。十八大后，中央纪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公开曝光，才能对腐败分子形成更大震慑；只有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才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中央纪委点名道姓曝光贪官及所涉罪行，高调推进纪检机关公开透明。王岐山书记带头，中央纪委副书记、常委悉数登场，多次在重大场合发声，在电视和网络上亮相，向贪腐官员“喊话”，向群众宣传纪检监察工作，回应外界关切，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开办中央纪委网站，运用传播规律，及时通报查处的案件，形成舆论高潮；邀网民晒“身边的四风和腐败”；强调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的“正能量”；请外国学者参观中央纪委，与其坦诚对话等。这一系列措施，结成了更广泛的反腐败战线，凝聚了强大的反腐力量。贪腐分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中央发令、纪委发力、群众发威、舆论发声、贪官发抖”的反腐高压氛围。
从反腐败手段上看，由过去较为粗放向精细化转变，强化高效高产。
过去，一些地方以“影响大局稳定”、“影响地方形象和经济发展”、“法不责众”等为借口，对个别干部严重的腐败问题或“家丑不外扬”，藏着掖着；或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理应深挖细查的腐败窝案设定“红线”“禁区”，往往查“点”不查“面”，查下不查上，查小不查大，漏网效应让一些干部普遍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反腐败不过是隔墙扔砖头，只要伪装得好，把上下关系打通，即使长期铤而走险，也可安然无恙，这是多年来腐败呈蔓延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八大后，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要求，在腐败案件的查处中，中央采取零容忍的“净土行动”，更加注重精耕细作。特别是在查处腐败窝案和塌方式腐败案件上，既“向上延伸”，又“向下拓展”，抓大不放小，应查尽查，不留死角，不遗后患。通过查处一地或一单位，尽可能留下一块纯洁的土壤，大大提高了反腐败效率。
我们看到，在山西腐败系列案中，有9名副省级以上高官落马；仅该省吕梁一地，2014年就有5名县委书记被查。而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案发后，因涉嫌违反党纪政纪被立案调查的多达466人。一系列事实证明，精细化反腐、严查“塌方式腐败”并不会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相反，刮骨疗伤会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让党的肌体更健康，政治生态更清朗。
两年多来，通过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创新反腐败工作思路、方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王岐山同志强调的，“把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形成有力震慑，营造不敢腐的氛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典型案件十大样本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周永康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周永康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周永康，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周永康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周永康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周永康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
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谷俊山案
去年是甲午年，习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谷俊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
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
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楼空”
典型意义：失控的绝对权力危害
代表案件：价格司窝案、魏鹏远案
发改委价格司因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介绍，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价格司有5人，偌大的价格司领导层仅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上述5名官员出事前，几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正是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更是因为家中被搜出2亿元现金，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这种“审批崩塌式腐败”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在2014年反腐风暴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包括国家能源局）是目前落马官员最多的部委。这让外界再次看到，绝对的权力被人滥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No.7 “下山老虎”末路
典型意义：打翻“退休保险箱”
代表案件：阳宝华案、赵少麟案
武侠小说中，武林中人退隐时常公开举行“金盆洗手”的仪式，想表明自己弃刀封剑，以此来求得远离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贪腐官员往往也抱着“只要退出就不会再生事端”的侥幸心理，以为退休就进了“保险箱”。很显然，这一如意算盘在去年彻底落空。
除了周永康、徐才厚这些“特大下山老虎”外，中央纪委对省部级的“下山老虎”的查处力度，在去年也得到空前加强。如果说前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在去年案发，仍属于时间“较近”的话，那么曾服务过3任省委书记，退休已8年的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的落马，足见中央反腐的纵深。
按理说，一定级别的官员在官场上关系网本就庞大，十八大之后查处的“下山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时带出的“旧案”，新旧案一起查，也再次表明了反腐没有禁区和休止符。
No.8 严查“不收手不收敛”
典型意义：防止腐败增量，使之不敢腐
代表案件：谭力案、韩先聪案
年末，在中央纪委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万庆良顶风吃喝的天价会所，而在实际案件的查处中，还有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谭力、被查当天手机信息显示还有两场饭局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因大吃大喝受到党政纪处分的一名交通部副部长。他们都属于中央纪委要严查的“不收敛、不收手”干部。
有的人心存侥幸心理，他们仍然有着“隔墙扔砖头”的心态，砸住谁谁倒霉。这种心理好似一堵“障眼墙”，能遮了他们的双眼；再就是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惯性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多年做下的“事”，一旦发于东窗，必定插翅难逃。他们已经在贪腐路上走得太远，不能回头也无法回头，于是硬着头皮走向深渊。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曾感慨：“从最近查处的案件来看，有的人还不收敛、不收手，令人震惊。”严查此类干部，旨在遏制腐败“增量”，传递了抓典型、除首恶，抓铁有痕的信号。
No.9 小官巨腐之“虎蝇”
典型意义：“苍蝇”的负能量，有时不亚于“老虎”
代表案件：马超群案
恐怕谁都想不到，刷新全国“小官”贪腐记录的，是一个并没有掌握太多行政资源的科级干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
大家知道，供水属于垄断行业，马超群作为一个区域的供水公司总经理，相当于一人掌握了一个区域的供水资源权力，不过上亿的涉案金额仍然让人吃惊。
更触目惊心的还在后头。据《学习时报》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元，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案件有12起。
查处马超群这样的“腐败标本”的意义在于，让公众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贪官腐败涉案金额不在于级别有多高，而在于其权力有多大，其手里有没有掌握大量资源。严查小官巨腐，是因为他们目标小，隐蔽性强，又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劣。
No.10 消灭“灯下黑”，管好“自己人”
典型意义：自我净化，清理门户
代表案件：魏健案、曹立新案
荀悦在《申鉴·政体》中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意思是说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必然自己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
历来，监督最怕“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王岐山说过：“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2014年以来，已经有多名与中央纪委有关的官员被查，包括曾在中央纪委任职多年的金道铭，中央纪委委员申维辰和梁滨，中央纪委原四室主任魏健、监察专员曹立新。据《财经》报道，魏健曾利用职务之便，向周永康通风报信。种种迹象表明，中央纪委反腐没有“特区”，消灭“灯下黑”是反腐“大手笔”的应有之意。
此外，对纪委干部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处罚上，也做到了一视同仁。12月，江苏泰州市姜堰区纪委公款消费的“内部账”被人“晒”在了网上，其中大部分消费都是原姜堰纪委书记栾立平个人接待或“送人”用的，引发网民“围观”。这本身就说明，纪检监察机关并非天然的“避风港”或“保险箱”，和其他官员一样，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备天生的“免疫力”，需要更加从严要求。
（原标题：中国推应用程序保持反腐势头 外媒:或是最佳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