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海上丝路也是移民之路？

南方日报

2014.08.2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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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潮安县彩塘镇宏安乡有座元山古庙，庙里供奉的是“北极真武玄天大帝”。

掷过“圣杯”，获得玄天大帝的“同意”后，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总执行长、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王琛发开始演示当年村民离乡“下南洋”前最重要的仪式。面对记者的镜头，他恭敬地将印有“北极真武玄天大帝”字样的符纸折叠成三角形，在香炉中兜起一撮香土，包好带走……

广东人称出国往东南亚地区叫“下南洋”，而出国则通称“过番”。他们沿着一条现在被称作“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通道，或贸易、或谋生、或移民，由近及远，由区域而世界，最终遍布全球。据统计，目前广东籍海外华侨华人约3000万，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南方日报海丝采访组/本版主笔周煦钊

本版绘图：陈健珊

原始图片：郭智军

从广东下南洋谋生遂开轫百年大商业

梅州松口镇，曾经的火船码头仍静静地枕在梅江水畔，但早已没有当年的喧嚣。从水岸拾阶而上，街对面便是一座已显陈旧的黄色骑楼式建筑，门楣上四个斑驳的字依稀可辨：松江旅舍。当地人向记者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尼华侨廖访珠出资在此建起唯一能停泊“火船”的码头。最兴盛的时候，每天有300多条火船停泊，有6000多人由此进出。

公元1796年。太阴历正月初一，清兵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即位，改年号嘉庆。

这一年，距美国宣告独立才20年。也是在这一年，在马来亚半岛西北部，在邻近槟城海岸线的椰脚街上，来自“广东梅县松口镇溪西乡”（据《南洋名人集传》）的古石泉创办了仁爱堂——这个来自粤北的山里人或许没有预料过，他在异国开创的基业将发展成整个东南亚历史上最悠久的中药行。

古石泉开创仁爱堂的时间，距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槟城开辟为东南亚最早的商业中心仅10年。这个山里人是如何从粤北的山区走出，再漂渡重洋落脚他乡，继而开创事业的？

对此，槟城学者林博爱主编的《南洋名人集传·古石泉君》里有一段简短的记载：“君批蓑戴笠，搭帆船（俗名大眼鸡）南来槟榔屿埠。”书中所载为古石泉的孙子古秀阶所述，至于古石泉走过的详细路径已不可考。不过，当时大多数梅县客家人“下南洋”时选择的都是水路，古石泉或许不是个例外。

古石泉的老家松口镇南临梅江，是客家人下南洋的必经之地。梅江往东接入韩江，韩江向南流经潮州，再至滨海的汕头，然后汇入大海。梅州侨联副主席邓锐在其著作《梅州华侨华人史》中总结过当地华侨移民的路径：“梅州华侨从梅江到达汕头后，再由汕头海港乘木船、舢板、帆船等交通工具，随风漂流到哪里就到哪里上岸，定居谋生。”

古石泉搭乘的俗名大眼鸡的木制帆船，其船头都被漆成红色，也叫红头船。当时，在中国大陆沿海一带活动的，除了广东的红头船，还有绿头船、白头船和蓝头船，这些船所对应的省份，分别是福建、浙江和江苏。据说，这种以颜色来区分船只所属省份的规矩是在嘉庆皇帝的爷爷、雍正皇帝当政时就定下来的。

帆船靠风航行，要下南洋，就必须等到秋天才能出发。《广东华侨史》主编、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张应龙教授介绍：“过去因为帆船技术，人出去后一年才走一个来回。秋天坐船顺风出去，次年夏天刮南风才能从南洋回来。”

红头船自汕头出发之后，一路沿着广东海岸线向西行驶，抵近中南半岛后拐向南，经越南沿岸，穿暹罗湾，到达马来亚半岛东岸。如果船继续前行，绕过马来亚半岛最南端，转过马六甲海峡，就可以抵达马来亚半岛西岸的槟榔屿，也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城。

《南洋名人集传·古石泉君》载：“既到，历寒暑许多，以勤俭渐有蓄积，遂开轫此百年大商业。”

航海交通技术进步促进移民活动增长

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樟林古港的石碑就立在324国道旁。依着当地人的指引，记者在石碑以西找到了那条流淌向南的水道。水面不宽，10米不到。岸边，老旧的民居密集簇拥，画出矮矮的、参差不齐的天际线。古港地处韩江入海口的河海交汇处，曾经是粤东乃至赣南、闽南地区出海的一个主要港口，既是对外贸易口岸，也是移民的口岸，兴盛时可泊百余艘红头海船。

古石泉是广东人下南洋大军中的一员。当年下南洋的路径，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贸易航线的一段。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由近及远，由区域而及世界，广东籍华侨华人也逐渐散布到世界各地。有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海外华侨华人的总数量约5000万人，其中广东籍华侨华人占3/5、约3000万人。

“早期的移民跟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张应龙介绍，“随着路线的扩展，移民分布越来越广、越来越远，两者是密切对应的关系。”

中国人前往海外的情况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史料记载，公元前111年至公元前87年，西汉武帝派译长招“应务者”从徐闻、合浦、日南港出海，当时就开辟出前往马来亚半岛、印度，最后到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

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提供的历代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显示：在汉代，起始于合浦、徐闻的海上航线向西已连接阿拉伯半岛；到了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向西已越过阿拉伯半岛，延伸至非洲大陆东岸。同时，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向东可抵达今日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向南则到达今日印度尼西亚及爪哇海一带。

张应龙介绍，移民活动的增长与交通技术的进步也密切相关，技术进步会促进移民活动增长。“比方说，船小载不多走不远，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船造得越大就使运输的人数越多，也走得更远。还有包括观天象、观水文等航海技术的提高，也促使移民越走越远。”

有两方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华侨华人迁徙分布呈现空间上“近多远少”的特点。

首先是空间的分布情况。由于亚洲各国距离中国最近，因此亚洲是华侨华人分布数量最多的大洲。数据显示：分布在亚洲的华侨华人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近八成。其次，世界上居住华侨华人数量超过100万人的9个国家中，有7个位于东南亚地区。

除空间分布有“近多远少”的特点，从时间角度也有“近早远迟”的特点。

据有关华侨华人的研究资料显示，从明清起，就不断有一定规模的中国沿海居民下南洋到东南亚地区谋生。至18世纪中叶，华人才比较多地出现在欧洲。而华人大规模出现在南美洲则在19世纪初，是以“卖猪仔”的方式进入南美洲的古巴、秘鲁等国。至于北美洲和大洋洲，则要到19世纪中叶才有较大规模的移民，源于1847年和1851年，美国、澳大利亚分别发现大型金矿，大量广东华工在彼时进入北美洲和大洋洲。

移民主因是海上贸易华人多聚居港口地区

在新会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新会金牛山华侨义冢。往年荒草覆盖的义冢经过2013年的一次修缮已经换了面貌，成为一座整洁的墓园。这里埋葬了1508具上世纪40年代从海外运回的华侨骸骨。大多数从海外运回的遗骸都会被家属领走落葬，没有被领走的只能由慈善机构择地集中安葬。金牛山义冢安葬的便是无人认领华侨骸骨。

纵观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虽然唐代已有较多的人移居国外，但真正形成移民高潮的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且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出现在鸦片战争后；第二个出现在二战后到解放初；第三个出现在改革开放至今。

“移民的原因最多是经济的原因，还有政治原因、社会原因、宗教原因和文化原因。”张应龙说，“早期的移民以主动移民为主，与海上贸易有关联，而且中国移民也大多居住在港口地区。”

元代温州人周达观曾著《真腊风土记》，其中描述过唐人寓居海外的一些原由。书中《流寓》一则讲：“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著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从其所述“五易”中可以看出，“买卖易为”也即贸易因素是很重要的寓居原因。

古石泉开创仁爱堂后就不断发展由中国至东南亚的中药材生意。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总执行长、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王琛发介绍：“据仁爱堂后人辗转传述：古石泉初期亲力亲为，药物将用罄就亲自回乡采药，后来稍有了储蓄，方才拜托来回中国及槟城的水客代为采办。”

至20世纪50年代，仁爱堂发展至最辉煌的时期。彼时的仁爱堂一度执东南亚中药界操盘叫价的牛耳。王琛发评价：“它不只在商业史上以传统行业的架势创造了老招牌的神话，其历史之悠久也盖过了马来西亚任何一家华、巫、印、洋公司。”

口述

广东移民分布与海上丝路密切对应

口述人：

张应龙，《广东华侨史》主编、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

在古代，受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的限制，广东移民只在周边活动。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移民的脚步才遍布世界。

这个观点，在张应龙那里找到了很多例证。他告诉记者，移民沿着海丝路径，随着航道的开发、造船技术的提高、航海技术的提高，不断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交通工具的进步对人类的移民行为、模式影响很大。从帆船、轮船时代到飞机时代，移民的模式、频率完全不同。“在鸦片战争之前，广东人基本上在东南亚活动。再远的话，极少，而且有待考证。在古代，受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的限制，广东移民只在周边活动。”

移民与海上航路的开发密切结合，广东人较少去到菲律宾就是其中一个佐证。张应龙介绍，最开始的海上航线是沿着海岸线走，从越南、马来亚半岛、印度尼西亚，然后再到婆罗洲。如果要到菲律宾，就必须绕一大圈经婆罗洲之后才能抵达。但是，通常下南洋的人在路途中间都上岸了，很少到菲律宾去。

“明末的时候，才发现一条从福建经台湾到菲律宾的航道，所以明末大量闽南人去了菲律宾。但是，对于广东人来说还是远，所以现在广东人在菲律宾的比例还是比较小。”张应龙说。

另外一个能够佐证海上航道和移民关系的，就是广东移民聚居的地方多在港口城市。张应龙介绍，过去因为帆船技术，人出去后一年才走一个来回：秋天坐船顺风出去，次年夏天刮南风才从南洋回来。所以，一般来讲，做贸易通常要在外一年。不同时代东南亚的主要贸易港口有所不同，而华人去了大都是先停留、聚集在贸易港口。而随着所在国家经济的发展，去的人越来越多，居住点才变得越来越散，从事的行业也越来越广泛。

“比如说，广东人在缅甸主要住在仰光附近，去到越南也是住在西贡、南越一带，北越较少。在泰国也是以曼谷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后来才向北部发展。在马来西亚也主要是在几个港口。”

广东移民分布的地区随航路的逐渐开发、航运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广。在张应龙看来，东西航路的开通以及后来出现的轮船对促进移民的分布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鸦片战争可算作广东移民由区域走向世界的一个分水岭时期。

16世纪，随着东西航路的开通，西方人来到了东南亚。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后来，荷兰人占领了印尼的雅加达。马六甲和雅加达之后都成为当时东南亚重要的贸易站点，吸引了很多中国人去从事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工作。

“到了鸦片战争后，19世纪70年代左右，轮船就开通了。轮船开通意义是有定期航班，不像以前靠季风来回，更加方便广东移民到海外去。轮船介入后，木帆船虽然还可以从事贸易，但是作为载人工具就被淘汰了。鸦片战争后，美洲横跨太平洋航路建立起来。当时美国造了很多飞剪船，抢运茶叶。后来发现，运契约华工比运茶叶还赚钱，就变成运契约华工到美洲去。”

张应龙说，广东人在鸦片战争前主要移民活动是前往东南亚，鸦片战争后大量广东契约华工被运到中南美洲、北美洲，包括澳大利亚、非洲，少数去了欧洲。鸦片战争后，广东人从东南亚走向世界。从整个中国来讲，当时广东移民走的地方是最多的。

物证

“过番三件宝”：市篮、甜粿、水布

在汕头澄海的樟林古港博物馆中，陈列有当年潮汕子民下南洋时必备的“过番三件宝”：市蓝、甜粿、水布。有当时的“过番歌”为证——“背个市篮去过番，樟林港咀泪汪汪。银钱知寄人知返，父母妻儿切莫忘”、“无可奈何蒸甜粿，伴个‘角毕’往暹罗”。

市篮是竹编的圆柱形提篮，高约及膝；甜粿是直径一尺有余的糖年糕；水布则是大约宽2尺、长6尺的一块花格子布，颜色或红、或绿、或蓝。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张开城介绍，甜粿用糯米制成，吃下去比较抗饿。下南洋的人要在海上漂很久，基本上就全靠甜粿充饥。而且甜粿耐存放，即便发霉，刮掉表面一层还可以继续吃。至于水布，用途就很多，可以包裹细软、可以蘸水擦身、还可以当睡觉的铺垫。

除了“三件宝”，还有一些物品对当时长时间出海的人来说也是必备的，比如冬瓜。

“冬瓜可以提供水分，船小载不了很多淡水，解渴就靠冬瓜，”《广东华侨史》主编、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张应龙说，“而且，万一船翻了，还可以抱着冬瓜在海上漂一下。”

而马来西亚“孝恩文化基金”总执行长、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王琛发依据在马来西亚的考察介绍，许多潮汕子民过番，还会随身携带一份“香土”。他说，潮汕子民下南洋前要在庙中祈福，并用一张符纸包裹一撮香灰带走。到了南洋后，再找到乡亲的会馆，将香灰倒入香炉中。“什么叫香火情？这就是香火情！”王琛发强调。

“过番三件宝”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生活经验，但更多地也揭示出下南洋的辛酸一面：蒸一大块甜粿，切开放入市篮，再用水布包些换洗衣物、符纸香灰甚至神主牌。大量的潮汕子民就这样在前途难卜中简装登程。

访古思今

落叶归根落地生根

迁徙脚步从未停止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对于近代许多漂洋过海的华侨而言并非什么“天问”，他们身处异乡的同时心里寄望的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即便生时不能衣锦还乡，故后也要狐死首丘。

香港曾经是近代海外华侨归葬原籍的骨骸转运枢纽。有档案显示，香港的东华医院从19世纪70年代便开始从事华侨骨骸临时存放和转运业务，并开办有东华义庄专供存放骨骸、棺木。有港史研究者估算，经停义庄再转运回粤的华侨骨骸数量“当以十万为单位计”。归国的骨骸大多会被家人认领下葬。无处投靠的，各处善堂会觅义山安葬。这些义山至今仍然留存在香港、江门、广州等地。

沿着来时的路返回。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落叶归根是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然而，又并非每个漂泊的人都能飞鸟返乡。于是，作为事物的另一面，落地生根就成为许多迁移者的选择。或者说，勇于开拓其实也是中国人精神内核的一部分。

事实上，立地开宗在传统中是被鼓励的。在广府、客家、潮汕等民系的宗族族谱中，常常刊刻着版本不一但大体相似的《迁流诗》——“驿马匆匆过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日久他乡作故乡”——在筚路蓝缕中，这样的字句显然亦灌与开枝散叶者更坚定、饱满的精神力量。

由陆上丝绸之路至海上丝绸之路，落叶归根的念念不忘也好，落地生根的生生不息也罢，华夏民族迁徙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时至今日，依然有大量民众越海谋生。今天，再审视“海丝”的意义并非为了缅怀，更多的是为前路铺垫基石。未来，等待这个民族的，不仅仅是大海，更有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