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科或许没想到，身为政治影响力比约翰逊和科尔宾更小的下议院议长，自己却成了最吸粉的全球政治网红。
而比伯科这个名字更为互联网所热衷的，是他在议会上抻长脖子、涨红脸大喊“Orrrrrder”，声嘶力竭试图让吵嚷互骂的议员们冷静。
这个景象成为再生动不过的隐喻，当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延续，议会成了英国社会陷入无尽撕裂的缩影，嘈杂和对立充斥，就连约翰逊也会在议会上公开人身攻击，克制者成为少数派。
而伯科是必须要保持相对克制公正的那个人，只不过在很多人看来，他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
- 最具政治存在感的议长
通常而言，英国下议院议长是个知名度相对较低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需要脱离党派，以中立身份主持会议，避免以议长职权影响政治公正。因此，不偏不倚、不党不私的立场需求使他们更像球场上的裁判，不可以干涉双方输赢。
但伯科似乎打破了这种设定。
比如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不恪守传统的议长，允许男性议员不戴领带发言，允许坐在自己前方的顾问不戴假发，他自己也总是系着色彩斑斓的领带，不会穿上传统的议长装束。
比如，他会在议会辩论中打断过于激进的发言，会气势十足地训斥议员，会给后座议员更多发言机会，更重要的是，会让议会在脱欧进程中发挥作用。
本月19日，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修正案，延迟对约翰逊脱欧协议进行表决，迫使其向欧盟申请延期脱欧。随后，约翰逊再度提出就新脱欧协议进行表决，伯科很快否决该动议，理由是再度表决是“重复无序的”，他认为此动议与对修正案的表决在本质上相同。
伯科所援引的这条议会规则称得上是“古法”，在400多年前，英国议会规定，如果动议措辞完全相同或实质上相同，那么政府不得在同一届议会会议上两次提出该动议。
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
在特蕾莎任首相时，伯科就曾搬出这条规定给政府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特蕾莎与欧盟谈成的脱欧协议草案第二次被议会压倒性多数否决，伯科决定阻止政府就此进行第三次投票。
由于招致来自保守党的不满，他便援引这条17世纪的古老法则为自己辩护。
作为议长，伯科有权决定一项动议是否交由议员投票，因此拒绝特蕾莎或约翰逊的表决请求可以说具备程序正当性。
而在议会程序之外，伯科的言行也不免让旁人揣测其在脱欧上的倾向。
比如他会警告约翰逊不要“违背法律”，需要达成让所有议员同意的脱欧方式。此前，伯科还曾透露自己在公投中选择了留欧。
几乎坐实存在立场偏颇的一次，是被拍到汽车内贴有反脱欧贴纸，但伯科称贴纸是妻子莎莉的，后者则是工党支持者。
伯科因此频频遭到脱欧支持者和保守党指责，被指利用职权和影响力，暗中支持留欧派，间接导致脱欧方案无法在议会得到通过，阻碍脱欧进程。
在脱欧事务之外，伯科的确也不吝于在公开场合表达政治观点。
特朗普2017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伯科明确反对美国总统在议会发表演讲，他向议员们表示，“反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最终，特朗普的确未在议会演说。
虽然获得工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的赞扬，但伯科也因这番言论被指责“虚伪”和“破坏议长中立性”，同样不喜欢特朗普的议员纳齐姆·扎哈维甚至在卫报撰写评论文章，阐述为何伯科错了，他认为即便是关于特朗普，伯科作为议长也应当保持公正。
后来的脱欧党领导人法拉奇则直接抨击伯科“滥用职权”，以“贬低该工作”的方式来表达观点。
- 极右分子到温和偏左的转向
作为议长的伯科按捺不住政治表达，给自己招来不少“不公正”的标签。
但保守党人对其立场“不公”的不满积蓄已久，无论是作为议员，还是担任议长后，伯科一直受“变节”二字困扰。
同为保守党成员，伯科在议会内外却通常会得到工党支持、遭遇保守党反对，包括他成功就任议长，也被认为是依靠了工党的支持。
即便在宣布辞职计划的时刻，这种局面也没有改变——工党集体起立为伯科鼓掌，保守党却大多岿然不动。
这种质疑久已有之，因为同年轻时的右翼分子伯科相比，他经历了政治立场的不小转变。
伯科出身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不过伯科对于仕途发展极有雄心，在政治活动上也一直表现得非常有能力。
在他就读过的埃塞克斯大学，了解伯科的教授表示，当伯科还是个学生时，就是一个“非常右翼、非常难以应付又出色的学生”。
伯科曾经加入一个与保守党有关联的右翼俱乐部，并呼吁制定协助移民遣返计划。但没多久，他发觉这个组织成员的观点令人讨厌，都是令人不悦的种族主义者，因此伯科选择离开，在反思这段经历时，他觉得当时“完全疯了”，自己曾经的观点非常愚蠢。
此外，伯科还担任过保守学生联合会主席，这个立场激进的组织后来被关闭。当时，成员们甚至会穿着写有“绞死纳尔逊·曼德拉”的T恤，不过，伯科否认自己参加过这类活动。
他后来也曾反思自己为何趋向右翼强硬政治，伯科觉得自己曾经深受政治偶像撒切尔夫人和以诺·鲍威尔的影响，比如鲍威尔发表过“血河”演说，反对来自其他英联邦国家的移民。
而在1999年前后，已经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科立场开始转变。
2002年时，保守党人被要求投票反对未婚伴侣收养孩子，伯科随后退出了时任反对党、保守党党魁邓肯·史密斯的团队，并放弃前座议员位置，他还直言不讳称邓肯·史密斯赢得下届选举的可能性就像在“沙漠里遇到爱斯基摩人”。
许多人认为，妻子莎莉是伯科发生重大改变的原因，因为莎莉是工党支持者，她与伯科结婚的时间也差不多正是他立场转变的期间。
而伯科本人2004年接受独立报采访时曾说，他对保守党传统政策的质疑最初源自一个议题，即对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否设置不同年龄限制。他在这个问题对保守党一贯立场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定自己亲自去了解这个同性恋群体、父母们和教会领袖，最终，伯科更改了投票决定。
随后在更多事情上，包括疑欧论立场，他也不再不加思考追随党派的集体意见。伯科说，保守党人必须意识到，保持怀疑和恐慌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在社会问题上渐渐变得更趋向自由，甚至不少时候站到了保守党的对立面。
由于显得与工党过从甚密，伯科被批评是不断修正观点以适应主流政治趋势的机会主义者。比如，伯科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公开赞扬布莱尔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这激怒了许多保守党人。
最终，他成了保守党内最敢说话的社会自由派。因而在担任议员期间，伯科就饱受关于变节的质疑，这种不信任延续至其议长任期内，直至保守党无法再忍受由其继续执掌议会大权，决定在选举中另择议员代替伯科。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伯科宣布在10月底卸任。
- 议会权威的捍卫者
尽管经历了政治光谱的移动，也作为议长发表过政治观点，伯科依然自认就职议长期间问心无愧。
他作为议长所履行的职责使之面临质疑时可以保持逻辑自洽。
一直以来，伯科都强调要强化下议院作为立法机构的权威，捍卫议会的尊严，也捍卫每一位议员的权利。
在哈佛大学接受采访时，伯科说，议员的职责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议长的职责是促进下议院最为公正和充分地表达意见。
同样在接受CNN专访时，记者也就脱欧问题上的议长立场向其发问。
伯科承认自己不免会有一些失误，但他并非在偏袒反对党以对抗脱欧主导的政府，他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让各方都有发表观点的机会，就像卡梅伦政府支持留欧，他作为议长也曾给脱欧派发表言论的机会。对他而言，职责在于监督政府。
伯科觉得自己就是裁判，“如果你在体育比赛中表现差或者输掉比赛，没有理由去责怪裁判”。
他否认自己是留欧推动者，“我推动下议院所有议员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论是想要脱欧、不想要脱欧还是想要软脱欧”。相较于绝对中立，保持平衡在伯科的职责履行中显得权重更高。
发表辞职演说时，伯科称自己无愧无悔，无论何时何地，对何人何事都坦坦荡荡，是“后座议员的坚实后盾”。
在担任议长的10年间，他发起过650多次紧急辩论，超过所有议长，让政府大臣接受质询，让后排议员有更多发声机会。伯科认为，所有担任重要公职的人都需要倾听民意，这也是他当年面对LGBT议题时的做法。
可在保守党看来，伯科是以议长之权干预脱欧和暗中相助工党，他的政治表态是对议会传统的破坏，也是一种自大。
但同样有人认为，伯科竭力阻止英国陷入脱欧混乱是一种担当，是在纷繁动荡政治面前的不退缩，是在积极掌权、行使议长指责，使下议院没有沦为橡皮图章。
无论收到的评价如何趋向两极化，英国下议院都将再也听不到有时雄浑有时嘶哑极具辨识度的“Order”，可能也再不会出现像伯科一样敢说话的议长。
毕竟，除了特殊的政治身份加持，伯科成为网红可能正得益于打破传统想象的发言姿态，至少对脱欧议题疲劳的大众而言，他们也能从无关宏旨的政治边角料中获取阅读新闻的乐趣。
文/徐亦凡
来源/国际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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