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海国图智研究院
被采访者：劳伦斯·维尔克森（Lawrence Wilkerson）：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幕僚长、威廉—玛丽学院政府与公共政策专业客座教授劳伦斯·威尔克森。
采访者：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哈佛大学博士，现任亚洲研究所所长，兼任地球治理研究院院长以及国际大脑教育综合大学院的副校长。曾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乔治华盛顿大学及、又松大学、庆熙大学任副教授。
1。目前《中导条约》处于什么状态？
如您所知，美国已于八月退出与俄罗斯签订的《中导条约》，且计划大量增加这种危害性武器在全球，尤其在东亚的部署数量。这一举动十分危险。
中导条约（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导弹条约）远非完美，但拥有广泛的吸引力，就连众多军方人士也对其深表赞成。原因很简单：它意义重大。
该条约涵盖了美苏两国所有射程在500到5，500千米之间的导弹、核弹或常规武器、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中导条约》于1987年签订时，有效地减缓了危及世界安全的军备竞赛，且自冷战后首次促成了一整类核武器的销毁。
美国为何退出中导条约？
2。您觉得美国为什么要退出？美国政策的这一戏剧性变化有怎样的背景？
我们所处的世界已不再理性，政策制定者们面对风险时，也不再采用科学的方法予以解决。掌控政策制定过程的，是约翰·博尔顿之类的非理性人士。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却对军备控制恨之入骨，无时不刻不想撤除仅存的军备限制条款，把世界完全推入崭新的核武竞赛之中。
然而此次参与军备竞赛的，并非美苏两国，而是整个世界。全球即将陷入动荡的噩梦，发生核武大屠杀的风险与日俱增。
目前福建省与中国南方驻扎有大量中程导弹，剑指台湾，足覆盖台湾每一可行目标的每一平方米。中国并非《中导条约》的签约国，因为当时其导弹开发生产能力极为有限，而且当时中国制定的核武政策也完全可以将核武制造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倘若美国退出现行《中导条约》存在合理理由，那么这一理由就是中国的导弹库发生了变化。中国似乎正在构想核武使用方面的新政策。这一变动与俄罗斯无关，但反映了世界建立全新核武控制制度的迫切需要。
3。您的意思是，中国的行动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原因之一？您认为美国本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的变化的确跟美国的退出有关系，同时俄罗斯也在《中导条约》上存在欺骗行为。俄罗斯发布了一个军事政策，要求通过使用短程核打击来削弱北欧在精确制导武器方面的优势，此举更为危险。为了达成该目的，俄罗斯一直在扩充其导弹库存。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发现《中导条约》有遭双向滥用的情况。比如美国在前华沙条约国家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军队，推动了北约的前线，与俄罗斯的“近邻”对抗。现在美国几乎拒绝就任何问题同俄罗斯展开会谈。
我们看到，如今中程导弹正在中国、朝鲜、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中导条约》的非签署国之间扩散；而《中导条约》最初的两个签署国不仅大肆违反该条约，而且其核武器储量也居于世界前列。
很遗憾。美国只是一味地抱怨条约的种种缺点，却从未为建立更好、更全面的危险武器管控框架付出过努力，也没有为之提供、寻求过支持。
不止如此，美国还发起了更具危害性的军备竞赛，不免令人怀疑此举可能会导致核武器出现在未来的战争中。
更为合理的做法是，要么遵守维护原条约，要么在双方商定的基础上宣布条约已经不合时宜。不论采取何种措施，双方都应开启协商对话，扩展条约，使其涵盖存有大量中程导弹的所有国家，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武器的有效管控、我们后代的未来，以及美国乃至全世界安全的角度考虑，经过扩展和现代化的条约才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置军备控制于不顾，而且特朗普本人似乎也对多边安排、理智协商和达成上述目的所需的精明外交手腕嗤之以鼻。他好像在受约翰·博尔顿和自己“发动一场小小核战争”这一愿望的驱使；在竞选时，他甚至暗示，他认为全球的核武器及其拥有者越多，世界就会越好。
如何令美国当局迷途知返？
4。补救的方法有哪些？
我想你的意思是，美国当局从一开始就反对武器管控，而且比起历届政府来，对军备控制制度已经造成、且还将造成更大的破坏。既然真相如此显而易见，那么怎样才能令当局迷途知返？
约翰·博尔顿和麦克·蓬佩奥都是通过反对合理的军控条约而发迹的，我们怎么能让他们相信根本没有必要背弃军控条约，而应当扩大其范围、使之多边化，寻求建立更新、更有效的军备控制框架？
如果只把话题集中在个别人身上，我们永远看不到希望——这些人已经无药可救。然而民主政治不受个别人的操控，不论他们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还是别的角色。美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极端主义政客随公众想法和文化的改变以及大众的参与（跟上述改变有关）而摇摆。
我们要做的是重新在华盛顿创造核武管控环境，建立这样一种文化：将对核武——以及其他武器（见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负责和严格管控做为必行之事。我们需要自然而然地实现这种发展，让这一势头备受万众期待，而非令人嗤之以鼻。
最后，我们需要通过磋商签订一系列条约，从而构建涵盖所有类别核武器的全球性交叠体系。我们应当将这一过程引入以色列、朝鲜等贱民国家。为了达成以上目的，我们有时不得不诉诸强硬手段。我们必须做好采取坚定立场的准备，一定要让所有拥核国家加入即将建立起来的管控体系。
美国政策制定进程存在功能失调？
5。您对美国军方的防扩散和裁军政策有何看法？
军方令这一方面的挑战更加严峻，因为渴望发动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派系势力十分强大。这些海陆军统帅并不想直接捞钱，而是渴望制造更多的导弹。这样他们就可以染指前总统奥巴马为制造新型核武器而拨付的上万亿美元。
这些军官想要制造各种各样的核导弹与非核导弹；然而，他们虽然各有各的需求，却在政策制定方面没什么创造力，完全没有。
他们贪得无厌。但我们不该忘记，尚有一些头脑清醒、善于思考、无所畏惧的人在为公共福祉而努力。他们见到了不祥之兆，希望避免核战争的发生。
特朗普总统几乎对军方的蛊惑毫无招架之力。目前他已在多个问题上陷入困境，似乎迫切需要由军方来担任美国总统一职。他面临着来自各级政府和国内与日俱增的反对，因此把忠诚做为重中之重。他认为军方对他忠心得无以复加，所以想要犒赏他们。
特朗普与军方的这种关系十分危险，因为特朗普完全置民主和安全于不顾，同时又在愈加疯狂地寻求支持。全球变暖、核战争等问题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心中只有自己的政治地位。他最希望有人将他围在中间听他讲话，简直权欲熏心。
而且更重要的是，核导弹可以带来无需经过太多外部审核、油水丰厚的大合同，而且赋予了总统某种权力——使用核导弹与否，全由总统来决定。因此这样的破坏性武器让特朗普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
然而只要对核武器稍有了解的人就知道，哪怕在有相关条约限制的情况下，我们也曾险些落入核战争的深渊。很遗憾，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公民都没有想过，一旦核武的魔鬼脱瓶而出，世界就会面目全非。尤其是，德国、土耳其、伊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等众多国家，不是有过觊觎核武器的历史，就是做好了参与未来核军备竞赛的准备。
6。美国撤出《中导条约》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等类似协议，同时增加短程核导弹存量的决定，似乎是由博尔顿、蓬佩奥和特朗普在会谈时参考军方的意见做出的。好像并没有国会委员会就新政策据理力争、或者召集防扩散专家作证；就算有，也寥寥无几。这样的制度性转变是怎样同美国无休止的涉战行为产生联系的？
通过非健康过程制定政策似乎是特朗普当局的固有特征。然而这一痼疾已经存在许久，其原因并不只在特朗普身上。
H·L·门肯于1920年回信写到，有一天“白宫会被彻头彻尾的白痴所入住。”尽管这条预言有些离奇，但它所讲的并非概率事件。
目前美国政府之所以愈发无能，是因为长期的体制性、法律性变化令决策过程发生了功能失调。
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将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权集中于白宫，因此特朗普如此嚣张地滥用权力根本不足为奇。白宫权力的集中，总统内阁权力的衰弱，以及由像雅各布·贾维茨、詹姆斯·富布莱特等人一样教育背景深厚、目标明确的政治领袖所管理的国会委员会日渐式微，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的深刻改变。
还有，罗纳德·里根在巩固行政部门权力的同时，削减了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预算、剥夺了它们的权力。他所营造的全新政策环境，H·W·布什、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稍加调整便加以利用。宪法所描述的国会、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只能凭借制度惯性而存在。这样的平衡早就已经摇摇欲坠，最后终于像朽树般被特朗普及其拥趸推翻了。
许多国会成员，尤其是大权在握的委员会主席，都得到了洛克希勒·马丁、雷声、波音、BAE、格鲁曼等谋求同政府签订大预算合同的军事承包商的支持——民主、共和两党均是如此，但后者更为肆无忌惮。这些国会议员的金库简直要被代表上述战争贩子的说客填满了。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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