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5月15日，经州议会通过，美国阿拉巴马州州长伊佛（Kay Ivey）签署了该州新的堕胎限制法案，主张除母体因怀孕而生命垂危或胎儿遭遇生命危险两种情况，一律禁止堕胎，违规从业医生可能面临最高99年的刑期；由于“强奸”和“乱伦”两类情况也都未被包含在“允许堕胎”范畴之内，该法案引起了极大争议。
60%：堕胎合法背后的民意基础
由于宗教传统，加之宪法未对“胎儿是否属于人”进行界定，在美国，围绕堕胎是否合法或者合乎道德，一直存有巨大争议。反堕胎者通常以“胎儿权益”属于“人权”为由拒绝堕胎，支持堕胎群体则以“妇女权益”为由，主张堕胎合法化。
两派虽争执不下，但实际上，美国以及欧洲的主流民意，在堕胎问题上一直是稳定的：
美国方面，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从1976年至2018年，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合法”的比例大致在22%-34%之间，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非法”的比例大致在15%-21%之间，约50%-60%的公众认为“堕胎在一定条件下合法”。
这意味着，关于堕胎，美国确实存在一定比例的“绝对支持”和“绝对反对”，但主流民意倾向于：在一定情况下，孕妇有权选择堕胎。
图源：USA TODAY
欧洲方面，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5年至2017年间，对欧洲主要34国的调查显示，其中27国的主流民意主张“任何情况或多数情况下堕胎合法”，且平均支持率在70%以上，在西欧、北欧等传统发达经济体内部，支持率更高达85%左右。
此次阿拉巴马州堕胎法案在州参议院的表决结果是25：6，投票支持的25名参议员均系男性，有人据此批评“男性决定了女性的命运”。然而，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美欧发达经济体内部，关于堕胎权的主张，并未因性别而产生差异：在美国，主张堕胎“任何情况或大多数情况下合法”的，男女比例为57%：60%；欧洲主要34国中，27国男性与女性关于堕胎的看法也都高度一致，偏差一般不超过5%，即便是以反对堕胎为主流民意的国家，也是“男女一致反对”。
因此，相比于欧洲发达国家，美国在堕胎议题上已经站在了相对保守的一边。如果说美国不应主张更为自由的堕胎权益，那么，继续收紧甚至全面禁止堕胎，显然也是难合民意的。
69%：“罗诉韦德案”的现实关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著名的“罗诉韦德案”判例，是上述民意的集中反映。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判例最大影响在于确立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提出了具操作性的堕胎“三阶段论”。
根据“罗诉韦德案”精神，堕胎权应与孕期三阶段（Trimester）相对应：怀孕前三个月（第1到-12周），由于胎儿不具“母体外存活性”，孕妇可在与医生讨论后自行决定是否堕胎；怀孕三个月后（第13-23周），政府限制堕胎，但只限以保护孕妇健康为必要；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后（孕晚期，第24-28周），政府保护潜在生命的权益，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遭遇危险，否则禁止堕胎。根据该判例，从此全美范围内“一刀切”禁止堕胎成为“违宪”，各州立法时普遍参照“三个阶段”标准。
图源：Iweekly
近年来，随着保守主义的回潮，共和党控制下的传统“红州”，对该判例普遍提出质疑，并通过出台本州限制堕胎法案这一政策工具，意图扩大影响并“以达上听”，从而实现在事实上消解以至最终在文本上废除该判例的目的。
此类法案一般主张将合法堕胎的孕期限制提前，比如从原先的23周提前到20周甚至10周以内；要求取消一般性诊所的堕胎资格，同时提高对执业医院的硬件设施要求；提出增加审核医生的数量，给孕妇1-3天的“冷静期”，术前让孕妇朗读“危险告知书”，并将堕胎排除在“奥巴马医保”之外。
据CNN统计，去年以来，除最近的阿拉巴马州外，包括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犹他州、俄亥俄州、乔治亚洲在内的7州均已出台严格的反堕胎法案，除上述一般性条款之外，多个州将允许堕胎的孕期限定在所谓“能够监测到婴儿心跳”的6周以前。
如此一来，原本技术要求并不高的堕胎手术实操难度陡增，一批诊所被迫退出堕胎服务市场，堕胎成为个别大医院方能提供的服务，多个州提供堕胎服务的医院只剩个位数，甚至只有一家；本州堕胎不便导致病患跨州堕胎、医生跨州执业成为常态；堕胎被排除在“奥巴马医保”之外，导致医疗费用激增，部分病患被吓退；“多名医生审核”以及“手术冷静期”的延长，让病患承载了额外的心理煎熬；而“6周以内才可堕胎”的限制，几乎让所有病患“尚未意识到怀孕，就已经无法选择堕胎”。
虽然红州“频频出招”，但多数法案都因涉嫌违宪，在出台后即被地区法院“叫停”，此次阿拉巴马州的法案恐怕也难逃此运——州长Kay Ivey在签署法案时即坦言，“很多人并不认可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但我们尊重并执行”，“因为判例的存在，短期之内，（新通过的）法案可能无法执行”，“但希望给联邦最高法院提供一次重新审视的机会”。
有评论认为，只要各州前赴后继地制定挑战“罗诉韦德案”判例的法案，并针对法案被“叫停”予以上诉，确保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在保守派大法官“占优”的情况下，“罗诉韦德案”判例被最终推翻只是时间问题。事实恐怕不会完全如此。
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月的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反对彻底推翻“罗诉韦德案”判例，结合上文中美国主流民意（60%）对于合法堕胎的支持，该判例依然有其现实关照意义，这必然成为大法官做出最终裁定的依据之一。
此外，从多个州的反堕胎法案被“叫停”不难看出，地区法院已经对捍卫“罗诉韦德案”判例起到第一道防火墙的作用；此外，即便是最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院也未必凑齐足够的票数来同意受理，而即便受理，也未必会做出推翻历史判例的判决。
14.6‰：生育问题“容错率”与女性权益“红线”
据专注生育问题的非盈利组织Guttmacher Institute统计：2014年所有接受堕胎手术的孕妇中，非婚孕妇占46%，75%的孕妇处于贫困或低收入状态；堕胎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别为：出于对第三方的考虑、无力抚养、不想耽误工作与学业；在堕胎时机选择上，89%的孕妇选择在怀孕12周以前接受堕胎手术，大于21周接受手术的比例仅为1.3%。
这就意味着，对“爱情冲动”的纠正，和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生活压力，是女性堕胎的主要动因，而89%的孕妇选择在怀孕12周以前接受堕胎手术，表明“罗诉韦德案”确立的孕期第一阶段（12周及以前）堕胎自由有着充分的合理性，而98.7%的堕胎都发生在孕晚期（21周）以前，表明孕晚期（23周及以上）堕胎只占堕胎总量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图源：Iweekly
Guttmacher Institute的数据还显示，全美年龄位于15-44岁之间的女性堕胎率，在1973年至1981年之间出生了迅速上升（由16.3‰升至29.3‰），但从1982年到2014年，数据呈持续下降态势，由1982年的29.3‰最终跌至2014年的14.6‰。
观察可见，虽然2014年的堕胎率和1973年相近，但考虑到1973年“罗诉韦德案”之前，堕胎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见光”，实际堕胎率恐怕高于16.3‰，但时至2014年，全美各州堕胎合法已成主流，14.6‰的堕胎率相对客观真实，这就意味着：全美堕胎率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后经过8年的短暂上升，此后便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下降通道，在2014年已逼近1973年低点，实际上甚至可能已经创造了历史新低
——换句话说，美国并未因为“堕胎变得自由”而催生更多的堕胎行为，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社会，最终反而降低了堕胎率；而“14.6‰”，可能是对于生育问题的一个基本“容错率”，它同时也是女性权益保护的一个“红线”。
因此，当讨论堕胎时，与其将之简单斥为“杀婴”，或一味上升到宗教与伦理高度，不如说，堕胎首先是一个民生与社会议题，其布景是多面的时空环境与琐碎的具体叙事。
从这一视角出发，主张与反对堕胎两派最为关注的“堕胎时限”问题，恐怕还得基于事实与一线医生的建议。从大数据看，12周左右是绝大多数女性（89%）选择堕胎的时间节点；因此，即便要修正“罗诉韦德案”判例，相比于“心跳法案”提出的既不科学也难以执行的6周限制，12周至15周或许是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
红蓝分治：两党视角下的堕胎权
实际上，阿拉巴马州出台法案进一步收紧堕胎，其必要性并不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至2017年，该州堕胎总数呈逐年下降态势（从2006年的11654起，降至2017年的6063起）；Guttmacher Institute的报告显示，以2014年为例，该州当年共实施8020起堕胎手术（包括少数外州居民来本州实施堕胎情况），这一数据仅占当年全美堕胎总数的0.9%，堕胎率仅8.3‰，远低于全美当年14.6‰的平均堕胎率。
同时，2014年全美提供堕胎服务的场所（医院及诊所）共1671处，但阿拉巴马州仅有9处。总之，不管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从趋势上看，如果要讨论限制堕胎问题，阿拉巴马州显然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去年以来，包括阿拉巴马州在内的多州对堕胎权益发难，所反映出的，还是美国两党政治在民生问题上的冲撞。数据显示，尽管60%的美国民众主张堕胎合法，但民主党选民内部的支持率高达88%，共和党内却仅有27%。
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共和党控制的红州，其州议院可以绝对优势通过法案；上文提到的去年以来通过反堕胎法案的八个州中，除爱荷华州属摇摆州外，无一例外不是“深红州”。
图源：USA TODAY
共和党人在堕胎问题上的保守由来已久，现任副总统、共和党人彭斯本身就是一位激进的反堕胎主义者：早年担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他签署过8项反堕胎的法案；他是美国会中最早且最为坚定的主张取消对美国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主张保护妇女权益、支持合理堕胎）财政拨款的议员；去年2月，他发声称美国应当“恢复正统（restores life in America），“在我们这个时代，堕胎应当永远停止”。
类似“堕胎”这样党派分野明确的议题，还包括今年来大热的“边境墙”和“奥巴马医保”。今年1月，多家民调机构显示，不分党派选民中，认为美墨边境有“危机”的仅为42%，同意“建墙”的仅为37%，但在共和党选民中，72%的人认为边境有危机，82%的人同意“建墙”；类似地，面对特朗普要求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威胁，尽管多项民调显示总体上超过六成的美国人主张修缮而非废除，但在共和党选民群体内部，主张直接废除的超过七成，而民主党选民则几乎全部主张保留。
正因政治环境的两极化，在“罗诉韦德案”判例依然有效和主流民意相对清晰的情况下，多个州即便清楚法案将无法落地执行，也依然坚持出台法案以限制甚至禁止堕胎。
而随着2020由上至下选举季的临近，在受某一党控制的州范围内，州议会和州长联手，通过“摆Pose”这一低成本的方式来讨好基本盘，操弄类似“堕胎”、“控枪”或“移民”议题，将成为“新常态”；至于女性权益如何保护、堕胎正义如何落地，如何给此起彼伏的争论划上句号，可能就只能是大法官的事情了。
微信编辑：刘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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