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若辰
在我搭乘的班机降落伊斯坦布尔时，土耳其正值多事之秋。8月份的金融危机让里拉汇率瞬间跳水五分之一，10月在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发生的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一事，又让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这座城市，而土耳其的95周年国庆也在当月。
现代伊斯坦布尔其实是座山城。从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到我投宿的贝伊奥卢区只有一公里路，却要走过大大小小四五个个起伏的山头。狭窄的道路两旁是密密麻麻的旧公寓楼，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公寓楼类似。黑乎乎的小巷深处，只有一盏路灯散发着微弱的白光，走在我前面的位是挎着竹篮的老人，一路扯着嗓子叫：“阿依然，阿依然！”，这正是一位奥尔罕·帕慕克笔下走街串巷的酸奶小贩，不过他的竹篮里装的已经是工厂生产的瓶装酸奶了。
在迷宫般的老城里兜兜转转半小时，我才找到了房东古切。他是位音乐人，平时承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作曲项目，顺便做做Airbnb。“伊斯坦布尔就像这个小山头一样，是各种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混合体，”古切张开双臂，在路中间比划出一道看不见的线，“走过这一端，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
话音未落，我们就已经转出了小巷，面前豁然开朗。
衣着时尚的年轻人三五成群，相互开着玩笑从建造于1348年的格拉塔下走过。高塔四周尽是熙熙攘攘的餐馆和酒吧，整面墙绘满卡通风格的涂鸦，小情小调的咖啡馆以卡夫卡为名，画廊里陈列着年轻艺术家们结合奥斯曼美术和现代绘画的作品，似乎瞬间回到了伦敦肖迪奇、巴黎玛黑区那样的地方。
（贝伊奥卢，古老的塔楼和新潮酒吧。）
我们走进一家酒吧坐下。也许是我努力学习的几句土耳其语起到了作用，抑或古切天性开朗随和，他在咽下第一口啤酒后就打开了话匣子。就像大多数“自由派”土耳其人一样，他对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政教合一的政策和日渐专制的作风不满，而酒吧正是个“妄论时政” 的好去处。
“我看伊斯兰就是问题本身。”他说。
然而他也承认，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除了伊斯兰之外一无所有。上世纪70年代，进城的安纳托利亚牧民们白天亲眼目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享乐生活，晚上却只能蜗居在城郊的大片贫民窟中，把心中的苦闷付诉于真主。这种情况至今仍没有改变。
城市最近的一轮大修大建再度催生了一批“拆二代”，更多的奢侈品门店面也纷纷开张，伊斯坦布尔甚至有了四家爱马仕门店，但全城的平均月收入水平还是只有两千多里拉（2000多人民币）。小贩、码头工人甚至旅游从业者们看着四周日渐林立的华厦，却也要挤在城郊的出租屋里。
近十年来，城里的清真寺越修越多，穿黑纱罩袍的妇女也日渐增多，这也许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无关系。而即使贫富矛盾暂时还不算太尖锐，剧烈的社会变迁也已让许多年轻一代迷失自我，进而向宗教里寻求寄托。据说，父母辈崇尚世俗生活，而子女却更愿意遵循伊斯兰教法的情况，在伊斯坦布尔越来越常见了，在街头也偶尔能看到穿着T恤和牛仔短裤的妈妈与蒙起头纱的女儿一起逛街。
（贝伊奥卢的另一面：在地窖做奥斯曼糖的男人）
许多人需要宗教信仰支撑心灵，而一些国家则需要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才称其为国家。土耳其共和国在构建民族认同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甚至用力过猛。在被一些国人讥讽为“大型历史发明中心”的军事博物馆里，我切身地领略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教育。
这个博物馆规模非常庞大，足足是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十倍有余。虽然名为军事博物馆，但实际上不仅仅有战争和军事题材的展览，还是一个十足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心”。
展览不仅鼓吹“拥有七千年历史”的土耳其民族是照亮世界的太阳，更是将从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的创立者到一度成为汉唐边患的匈奴和突厥，再到中世纪的塞尔柱帝国统统算作了土耳其民族的祖先。本来败多胜少的俄土战争，也被作为显赫军事史的一部分而大书特书，亚美尼亚人大屠杀则不出意外地，被完全否认。
（白登之围被军事博物馆认定是土耳其或突厥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走出博物馆，就能在市中心领略到国庆节期间整座城市的“土耳其特色”。新建成的金融区高楼林立，却被无数大大小小的国旗和爱国标语包裹成红色森林；古迹名胜区气派雍容，却被装甲车和武装士兵严密把守，商业大道上也尽是星月红旗和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克头像，在欧洲游客看来，这些情景大概有说不出的怪异。
10月29日国庆当天，市民自发在数个地方举办国庆游行活动。这些游行显然不是促进旅游业的特色项目，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找不到一点关于游行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信息。
我用自己半生不熟的土耳其语找到了市中心的一处游行集合点，提前从路边的小贩那里买了一个阿塔图克大头像章别在胸前，坐在路边看着从四面八方过来的人们带着国旗、阿塔图克像和没点燃的火把在集合点越聚越多。东亚脸孔的人戴着阿塔图克像章出现在游行队伍里，还是引来了一些异样的目光。不过这些目光绝大多数是友好的，甚至有位大妈送了我一面国旗，示意我和人群一起挥舞。
七点之后，夜幕慢慢降临，人们在激昂的《伊兹密尔进行曲》乐声中挥舞旗帜、点亮火把，一路高呼着“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万岁”，队伍随着领头车辆缓缓前进，竟有几千人之多。参与游行的既有满头银发的老人，也有被爸爸扛在肩头的小孩，说是一场全民狂欢也不为过。
同一场游行，同一句口号，在不同的土耳其人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古切看到我带着国旗和阿卡图克像章回到住处时，立马露出一副“你们这些外国游客啊”的表情。“我觉得你去参加下大概也不坏，”我说。他有点不屑地耸耸肩，言下之意大概是“估计你也没见过这种阵势。”
在安卡拉长大、受了二十年民族主义教育的古切不认同自己受到的这些教育，他说，土耳其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滑稽。欧亚之交的伊斯坦布尔从来都是个民族熔炉，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出身高加索、巴尔干、阿拉伯甚至匈牙利各民族的大维齐尔不计其数。在今日的街头也能见到同样说着土耳其语的人有不同的长相，从阿拉伯式的尖鼻深目到希腊式的碧眼栗发。“让那些民族主义者去做个基因测试就知道了”他说，“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测出来结果十有八九会显示他们是亚美尼亚、希腊或者库尔德人。”
然而，我在伦敦认识的土耳其朋友碧桂在看到我发给她的游行照片时，简直有点热泪盈眶的意思。
“伊斯坦布尔人这样做是一种反抗！”她回信息说，“埃尔多安这几年四处开倒车，许多人甚至开始讨厌阿塔图克，想要放弃他给我们带来的一切！”这未免有点夸大其词，在一个大街小巷都挂满阿塔图克头像的地方说这里的人讨厌他，让人难以置信。
和游行一样，阿塔图克本人也有不止一个形象。可以说这位共和国国父一手创造了土耳其民族，并主导了土耳其的世俗化。他移风易俗，鼓励饮酒，甚至先欧洲一步赋予妇女选举权，但他用民族主义来打压宗教和贵族旧势力，也就埋下了有泛突厥色彩的沙文主义祸根。
古老的文明总是难逃传统和现代间的交融与对抗。远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和土耳其民族形成之前，“现代化”和“西方化”这对纠缠不清的双生子就开始不断地困扰着奥斯曼帝国。
而帝国解体、共和国诞生之后，西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和腹地农业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又持续一次次地担当着交融与对抗的催化剂，带来了56年里发生的五次军事政变，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和他的党派也在过去反复被军方打击，党名都改了好几次，在前年终于碾碎军政府，实现了政教一体化。民族主义、伊斯兰、国际化、西方化……这些元素其实从十八世纪开始就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相互碰撞，此消彼长。也许历史真的总是螺旋行进，当全球化悄然走到拐点、普世价值渐渐暗淡的今天，几百年前宗教国家的影子再度浮现也未必不可能。
（马斯拉克，城北的金融区，国旗和阿塔图克是主旋律）
因为直言祖国土耳其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而惹上过官司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帕慕克曾在2015年的采访中说道，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中情局秘密监狱等一系列行为已经非常严重地损害了西方在土耳其的信誉。“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要在我的世界里去证明西方民主的真实性，已经成为越来越难的事情。”
三年后的今天，西方的形象已经变得更加斑驳。在卡舒吉事件里，美国偏袒行事野蛮血腥的沙特，而叙利亚内战的背后也有着西方策动的影子；相反，这个以民族主义之名犯下过累累罪行，并且至今毫无认错道歉之意的土耳其却收容了350万叙利亚难民，且在卡舒吉案上俨然成为自由与人权的捍卫者。当西方意识形态对土耳其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小，那么他们会选择别的道路也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土耳其的面前是否只有宗教和民族主义这两条路可以走？
来源：全球青年说
作者系新浪国际“地球日报”观察员
本文作者系新浪国际旗下“地球日报”自媒体联盟成员，授权稿件，转载需获原作者许可。文章言论不代表新浪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