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破产法的温度｜个人破产在美国：四十年回望
在我国，自从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吹响“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集结号，个人破产制度能否落地、如何落地、多久落地、影响如何等问题，就成为我国破产界内外十分关切的话题。在这种个人破产“热”中，我倒是想表达一些“冷”思考。
我特别想强调，有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定个人破产制度的底色：究竟是偏向债权人，还是偏向债务人？这一价值抉择，既会影响个人破产制度的细节设计，反过来也会影响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在这方面，美国个人破产制度最近四十年的变迁史，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最近，笔者通过各种公开资料，对美国1978年以来个人破产案件申请的数据，整理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从1978年开始到2005年期间，美国个人破产申请数量从1978年的172423飙升到2005年的1782643，增长近10倍。显而易见，美国个人破产案件数量峰值和低谷，都在这一时间出现。这一波增长势头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当然是美国1978年破产法的改革。
美国社会1966年前后出现信用卡，尽管信用借贷本身拥有比传统抵押借贷更多的优点，但当时大部分州都有高利贷管制法严格限制借贷利率，极大地限制金融机构为债务人提供融资的意愿。另外，几乎与此同时，房贷亦迅速蔓延，传统的先挣后花的经济模式，完全被债务经济取代。每个人都开始“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正如丹尼尔·施特尔特在《21世纪债务论》中所讲，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背后，是激增的信贷和越来越多的债务人；持续增加的债务人和高企不下的负债率，共同支撑一个经济勃兴的幻象。当财富的积累不再靠财富自身，而是靠债务的叠加，那么在实体经济层面，随着杠杆率的提高，失业、疾病、离婚等不幸事件导致的违约率，也如瘟疫般蔓延。美国立法者亟须通过新的个人破产体系，拆掉债务核弹的引信，防止美国社会的崩溃。
债务人违约，最愁莫过于债权人。信贷债权人集团为维护其利益，极力促使国会制定新的个人破产法，提高债务豁免的门槛和条件，而不是让债务人通过个人破产所赋予的债务豁免机制“金蝉脱壳”。然而，在当时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时任总统吉米·卡特也来自民主党的背景下，1978年《破产法典》并未过多满足信贷债权人的愿望，而是坚定地站在债务人一边。债务人非常容易就可以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取得债务豁免。宽松的法律为债务人提供极强的诱导，《破产法典》实施的第一年，个人破产申请数量即暴增60%。
个人破产法的宽松，与信用卡行业的发展几乎保持同一节拍。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Marquette案判决，取消高利贷行业利息管制；信用监管体系日渐完备，信用记录体系越来越发达，信用卡行业迎来井喷并最终泛滥。除此之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规模放松州际和州内金融机构的管制。此举直接导致金融机构的大幅度增加。金融机构的增加，既让信贷债权人力量迅速增强，也让同行间产生的激烈竞争。通过传导机制，最后导致放贷条件越来越宽松、风险偏好不断提升、信用卡发放量剧增，信用借贷的呆坏账率也显著提升。由此，如何提高个人破产制度的门槛，尽可能确保借有所还，维护信贷债权人的利益，日渐成为行业内外共同面对的问题。
信贷债权人集团不断加强对国会的游说。他们组建国家消费信贷协会，邀请普度大学信用研究中心完成“普度报告”，同时也积极参与国会听证会，努力说服国会修改破产法。这种努力，在1984年收到一定成效，个人破产的严格程度较之1978年，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这既未阻止个人破产申请的井喷，也未满足信贷债权人集团越来越大的胃口。
随着个人破产案件的增多，个人破产律师和学者队伍亦越来越庞大。个人破产律师们作为一股市场力量，逐渐崛起，到1992年组成全国消费者破产律师协会。在学术界，维恩·康特里曼、菲利普·舒曼、伊丽莎白·沃伦、泰莉莎·沙利文、杰伊·维斯特布鲁克等学者的声名鹊起，他（她）们坚决站在债务人一边，反对债务豁免机制的严苛化。尤其是执教于哈佛法学院的沃伦和沙利文、维斯特布鲁克等，通过1989年的《假如我们原谅债务人》、2000年《脆弱的中产阶级》等著作，俨然债务人的保护神。这些因素，也让破产法改革的天平，向债务人倾斜。
一场债权人与债务人围绕个人破产法而发生的内战，刚刚吹响冲锋号！
在不同势力的努力下，国会于1995年组建委员会，研究破产法改革问题，沃伦进入该委员会并成为首席报告人。当时的国会明显分裂，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民主党控制众议院。这种分裂也体现在委员会内部，亲债务人的声音和亲债权人的声音此起彼伏，斗争日渐白热化。沃伦领衔提交的报告，遭到共和党成员的激烈抨击；信贷债权人集团通过备忘录、听证会等形式，向国会表达其对委员会报告的不满，媒体上信贷债权人集团投放的广告，也连篇累牍地夸大美国国民为债务豁免而承担的成本。
最终的角力中，信贷债权人集团取得短暂的胜利。他们在1997年提出新的法案，对债务人的免责提出极为严苛的标准。鉴于共和党控制国会，这一改革方案最终获得通过。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对债务人收入状况的调查：如果债务人收入可以偿还10000美元债务，或者可以偿还四分之一的无担保债权，债务人就不能获得债务豁免。另外一个改革的措施，即加入“信用卡条款”，将因欺诈而承担的信用卡债务列入不可免责的范围。
这份法案，放在时任总统、来自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的案头。如果他签署该法案，将使美国个人破产法迎来偏向债权人的新时代。
在这场新破产法狙击战中，两位女性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一位就是前文提到的沃伦，另一位即时任第一夫人希拉里。在多年前一次访谈中，沃伦谈到，她当时找到希拉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尤其是强调如下可能的影响：离婚的丈夫，极有可能恶意支取信用卡并破产；因为信用卡债务不可豁免，那么离婚的妇女和儿童，将不得不和财大气粗的信贷债权人一道，参与破产清偿。也就是说，债务人会通过申请破产，通过破产摆脱对前妻和孩子的扶养义务，并将离婚妇女、儿童置于与信贷机构竞争的位置。斯基尔在《债务的世界》中，也引用过沃伦声色俱厉的批判：“这些妇女必须与财大气粗的债权人及其委托的收账机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离婚妈妈得到的补偿还不足她们应得份额的40%。这真是一个无耻的条款。”
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一贯重视对妇女、儿童利益的保护，她也接受沃伦的这种观点。随后，希拉里说服克林顿总统。希拉里认为，国会的破产法改革方案，威胁到广大依靠抚养费生活的妇女、儿童切身利益。希拉里特别强调，坊间的讨论多系政治见解，无论是加强信用卡行业的限制，还是提高债务豁免的门槛，都没有人关心妇女、儿童的利益。由此，希拉里坚定认为，破产者的抚养义务应该摆在首位，破产法改革应该让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确保家庭价值不受破产法改革影响。据此，在希拉里“枕边风”的影响下，2000年末，克林顿在总统生涯最后一次动用否决权，阻止该方案的通过。这一段经历，希拉里在其回忆录《亲历历史》、克林顿在其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均略有提及，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移步。
但债权人集团并未灰心。随着小布什赢得总统大选、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信贷债权人集团终于在2005年取得重大成就。这一成就的标志，就是2005年《破产滥用预防及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通过。
值得插叙的是，在这部法案通过时，时任参议员希拉里一反常态，投下赞成票。对此，沃伦在前述访谈中认为，随着信贷行业对国会游说力度的加强，希拉里进入参议院后，面临的来自信贷债权人集团的游说压力空前加剧，其“叛变”自然而然。
《破产滥用预防及消费者保护法案》从如下几方面，大幅度提高个人破产的门槛：引入收入测试机制，限制债务人在第7章和第13章之间选择的权利；提高破产申请费用，并要求债务人在申请破产同时即缴纳高额申请费用，而非事后缴纳；限制债务人在第13章程序中主动提出清偿期限及清偿比例的权利；缩小自由财产的范围；增加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对申请材料的要求；降低破产后收入例外的标准，以及加重破产律师等在协助申请过程中材料不足、错误及失实等而承担的责任等。
从上述“美国个人破产申请数量（1978-2018）”一图可以看出来，随着《破产滥用预防及消费者保护法案》的实施，个人破产案件的数量，在2006、2007两年陡然下降。现在尚无确切证据证明2008年次贷危机与这一轮破产法修订有直接关系。但可以明确的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之后连续三年，美国个人破产案件的数量重回增长轨道，并在2010年达到159.6355万件的次高峰。
然而，这一趋势并未持久。次贷危机冲击波过去后，从2011年开始，美国个人破产案件的数量连续8年逐年下跌。个人破产案件数量究竟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或者说，个人破产案件维持在什么样的比例，才能确保经济体健康发展的同时，让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能够从如山债务中纾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还需要更多文献佐助。但美国的有识之士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9年4月11日，美国破产学会（American Bankruptcy Institution）消费者委员会在历时两年的研究后，发布该委员会研究报告，明确承认2005年《破产滥用预防及消费者保护法案》使得债务人申请个人破产极其困难，个人破产制度嫌贫爱富，门槛越来越高，背离个人破产制度的宗旨。另外，诸如教育贷款等不可豁免的债务问题，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定时炸弹。由此，该报告提出若干方案，建议对美国个人破产体系展开进一步改革。
总体而言，美国的破产法改革，基本上是四十年一大变。从1978年《破产法典》通过至今，刚好走过四十年的周期。下一步，美国个人破产法究竟往何处去，我们且拭目以待，并随时准备着在中国个人破产法构建的过程中，发挥后发优势，扬长避短，让我国的个人破产法，在债务人纾解和债权人利益维护之间寻求平衡。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特别想强调，有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定个人破产制度的底色：究竟是偏向债权人，还是偏向债务人？这一价值抉择，既会影响个人破产制度的细节设计，反过来也会影响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在这方面，美国个人破产制度最近四十年的变迁史，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最近，笔者通过各种公开资料，对美国1978年以来个人破产案件申请的数据，整理如下：
美国社会1966年前后出现信用卡，尽管信用借贷本身拥有比传统抵押借贷更多的优点，但当时大部分州都有高利贷管制法严格限制借贷利率，极大地限制金融机构为债务人提供融资的意愿。另外，几乎与此同时，房贷亦迅速蔓延，传统的先挣后花的经济模式，完全被债务经济取代。每个人都开始“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正如丹尼尔·施特尔特在《21世纪债务论》中所讲，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背后，是激增的信贷和越来越多的债务人；持续增加的债务人和高企不下的负债率，共同支撑一个经济勃兴的幻象。当财富的积累不再靠财富自身，而是靠债务的叠加，那么在实体经济层面，随着杠杆率的提高，失业、疾病、离婚等不幸事件导致的违约率，也如瘟疫般蔓延。美国立法者亟须通过新的个人破产体系，拆掉债务核弹的引信，防止美国社会的崩溃。
债务人违约，最愁莫过于债权人。信贷债权人集团为维护其利益，极力促使国会制定新的个人破产法，提高债务豁免的门槛和条件，而不是让债务人通过个人破产所赋予的债务豁免机制“金蝉脱壳”。然而，在当时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时任总统吉米·卡特也来自民主党的背景下，1978年《破产法典》并未过多满足信贷债权人的愿望，而是坚定地站在债务人一边。债务人非常容易就可以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取得债务豁免。宽松的法律为债务人提供极强的诱导，《破产法典》实施的第一年，个人破产申请数量即暴增60%。
个人破产法的宽松，与信用卡行业的发展几乎保持同一节拍。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Marquette案判决，取消高利贷行业利息管制；信用监管体系日渐完备，信用记录体系越来越发达，信用卡行业迎来井喷并最终泛滥。除此之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规模放松州际和州内金融机构的管制。此举直接导致金融机构的大幅度增加。金融机构的增加，既让信贷债权人力量迅速增强，也让同行间产生的激烈竞争。通过传导机制，最后导致放贷条件越来越宽松、风险偏好不断提升、信用卡发放量剧增，信用借贷的呆坏账率也显著提升。由此，如何提高个人破产制度的门槛，尽可能确保借有所还，维护信贷债权人的利益，日渐成为行业内外共同面对的问题。
信贷债权人集团不断加强对国会的游说。他们组建国家消费信贷协会，邀请普度大学信用研究中心完成“普度报告”，同时也积极参与国会听证会，努力说服国会修改破产法。这种努力，在1984年收到一定成效，个人破产的严格程度较之1978年，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这既未阻止个人破产申请的井喷，也未满足信贷债权人集团越来越大的胃口。
随着个人破产案件的增多，个人破产律师和学者队伍亦越来越庞大。个人破产律师们作为一股市场力量，逐渐崛起，到1992年组成全国消费者破产律师协会。在学术界，维恩·康特里曼、菲利普·舒曼、伊丽莎白·沃伦、泰莉莎·沙利文、杰伊·维斯特布鲁克等学者的声名鹊起，他（她）们坚决站在债务人一边，反对债务豁免机制的严苛化。尤其是执教于哈佛法学院的沃伦和沙利文、维斯特布鲁克等，通过1989年的《假如我们原谅债务人》、2000年《脆弱的中产阶级》等著作，俨然债务人的保护神。这些因素，也让破产法改革的天平，向债务人倾斜。
一场债权人与债务人围绕个人破产法而发生的内战，刚刚吹响冲锋号！
在不同势力的努力下，国会于1995年组建委员会，研究破产法改革问题，沃伦进入该委员会并成为首席报告人。当时的国会明显分裂，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民主党控制众议院。这种分裂也体现在委员会内部，亲债务人的声音和亲债权人的声音此起彼伏，斗争日渐白热化。沃伦领衔提交的报告，遭到共和党成员的激烈抨击；信贷债权人集团通过备忘录、听证会等形式，向国会表达其对委员会报告的不满，媒体上信贷债权人集团投放的广告，也连篇累牍地夸大美国国民为债务豁免而承担的成本。
最终的角力中，信贷债权人集团取得短暂的胜利。他们在1997年提出新的法案，对债务人的免责提出极为严苛的标准。鉴于共和党控制国会，这一改革方案最终获得通过。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对债务人收入状况的调查：如果债务人收入可以偿还10000美元债务，或者可以偿还四分之一的无担保债权，债务人就不能获得债务豁免。另外一个改革的措施，即加入“信用卡条款”，将因欺诈而承担的信用卡债务列入不可免责的范围。
这份法案，放在时任总统、来自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的案头。如果他签署该法案，将使美国个人破产法迎来偏向债权人的新时代。
在这场新破产法狙击战中，两位女性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一位就是前文提到的沃伦，另一位即时任第一夫人希拉里。在多年前一次访谈中，沃伦谈到，她当时找到希拉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尤其是强调如下可能的影响：离婚的丈夫，极有可能恶意支取信用卡并破产；因为信用卡债务不可豁免，那么离婚的妇女和儿童，将不得不和财大气粗的信贷债权人一道，参与破产清偿。也就是说，债务人会通过申请破产，通过破产摆脱对前妻和孩子的扶养义务，并将离婚妇女、儿童置于与信贷机构竞争的位置。斯基尔在《债务的世界》中，也引用过沃伦声色俱厉的批判：“这些妇女必须与财大气粗的债权人及其委托的收账机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离婚妈妈得到的补偿还不足她们应得份额的40%。这真是一个无耻的条款。”
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一贯重视对妇女、儿童利益的保护，她也接受沃伦的这种观点。随后，希拉里说服克林顿总统。希拉里认为，国会的破产法改革方案，威胁到广大依靠抚养费生活的妇女、儿童切身利益。希拉里特别强调，坊间的讨论多系政治见解，无论是加强信用卡行业的限制，还是提高债务豁免的门槛，都没有人关心妇女、儿童的利益。由此，希拉里坚定认为，破产者的抚养义务应该摆在首位，破产法改革应该让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确保家庭价值不受破产法改革影响。据此，在希拉里“枕边风”的影响下，2000年末，克林顿在总统生涯最后一次动用否决权，阻止该方案的通过。这一段经历，希拉里在其回忆录《亲历历史》、克林顿在其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均略有提及，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移步。
但债权人集团并未灰心。随着小布什赢得总统大选、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信贷债权人集团终于在2005年取得重大成就。这一成就的标志，就是2005年《破产滥用预防及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通过。
值得插叙的是，在这部法案通过时，时任参议员希拉里一反常态，投下赞成票。对此，沃伦在前述访谈中认为，随着信贷行业对国会游说力度的加强，希拉里进入参议院后，面临的来自信贷债权人集团的游说压力空前加剧，其“叛变”自然而然。
《破产滥用预防及消费者保护法案》从如下几方面，大幅度提高个人破产的门槛：引入收入测试机制，限制债务人在第7章和第13章之间选择的权利；提高破产申请费用，并要求债务人在申请破产同时即缴纳高额申请费用，而非事后缴纳；限制债务人在第13章程序中主动提出清偿期限及清偿比例的权利；缩小自由财产的范围；增加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对申请材料的要求；降低破产后收入例外的标准，以及加重破产律师等在协助申请过程中材料不足、错误及失实等而承担的责任等。
从上述“美国个人破产申请数量（1978-2018）”一图可以看出来，随着《破产滥用预防及消费者保护法案》的实施，个人破产案件的数量，在2006、2007两年陡然下降。现在尚无确切证据证明2008年次贷危机与这一轮破产法修订有直接关系。但可以明确的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之后连续三年，美国个人破产案件的数量重回增长轨道，并在2010年达到159.6355万件的次高峰。
然而，这一趋势并未持久。次贷危机冲击波过去后，从2011年开始，美国个人破产案件的数量连续8年逐年下跌。个人破产案件数量究竟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或者说，个人破产案件维持在什么样的比例，才能确保经济体健康发展的同时，让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能够从如山债务中纾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还需要更多文献佐助。但美国的有识之士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9年4月11日，美国破产学会（American Bankruptcy Institution）消费者委员会在历时两年的研究后，发布该委员会研究报告，明确承认2005年《破产滥用预防及消费者保护法案》使得债务人申请个人破产极其困难，个人破产制度嫌贫爱富，门槛越来越高，背离个人破产制度的宗旨。另外，诸如教育贷款等不可豁免的债务问题，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定时炸弹。由此，该报告提出若干方案，建议对美国个人破产体系展开进一步改革。
总体而言，美国的破产法改革，基本上是四十年一大变。从1978年《破产法典》通过至今，刚好走过四十年的周期。下一步，美国个人破产法究竟往何处去，我们且拭目以待，并随时准备着在中国个人破产法构建的过程中，发挥后发优势，扬长避短，让我国的个人破产法，在债务人纾解和债权人利益维护之间寻求平衡。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