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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工人大学第14期毕业典礼上，吕途和女学员们合影■本组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2014年9月，吕途和清洁女工阿芬在广州 2016年11月，吕途在上海大学做“女工故事”讲座 2017年11月，大地民谣全国巡演期间，吕途为留守儿童读书 人物 简介 吕途，本名林志斌，1968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2008年开始就职于北京工友之家，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 著有《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编著《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合编）。2017年11月，吕途著写的《中国新工人》系列第三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出版。 2003年，时年35岁的吕途，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完成了发展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吕途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生活时，“一件幸运的事情降临了。”当时，一个基金会在做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的研究项目。基金会找到吕途，请她担任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并可以由她自由决定中国研究项目的课题。 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吕途将视线瞄准了中国打工者群体。从那时开始，吕途的人生走进了一个新的篇章。因为在那之前，吕途的职业和身份曾经是知名大学的副教授，是多个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咨询专家，是欧盟外交官的夫人，还曾是比利时一家银行的高管。但是，在吕途开始接触并深入认知了国内打工者群体后，2008年，吕途开始就职于北京的一家民间机构——北京工友之家，从事为工友提供服务和帮助的相关培训、研究工作。 在吕途前不久出版的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附记中，讲述自己人生的故事时，称她的人生已经历了“四辈子”。从2008年开始参与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算起，吕途开始了她的“第四辈子”的生活。在这一辈子，吕途将工作重心投入到与“新工人”相关的事业中。吕途实地观察、体验和调研打工者群体的生活，亲身去两家工厂打工，在流水线上工作，并根据这些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写出了《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等相关著作。在研究期间，吕途还对很多打工者做了深入访谈，其中包括对近100位女工的访谈，听她们讲述人生的遭际、选择和历程，以及她们心中对生活的认知与美好向往。最终，吕途选择了其中34位女工的人生故事，撰写了《中国新工人》系列的第三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吕途人生“四辈子”里的选择 在一步步走向“第四辈子”之前，吕途的人生曾经历了一次次去伪存真的主动抉择。 很多年以前，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还不到30岁的吕途就已经是副教授了。她虽然很喜欢大学教师的职业，用心授课，但却觉得自己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仍然还很无知，没有资格去教书育人。”于是，吕途主动辞去了大学副教授的教职。 吕途出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间多次担任国际援华项目的咨询专家。在这段工作经历中，吕途看到了很多让她觉得“不对”的事情，给她心里很大的冲击。吕途说，在一些扶贫项目里，她顶着“专家”的头衔，从北京飞到某省，参加一次欢迎宴会，然后从省里下到市县，又参加一次宴会，然后再从市县下到村镇，再参加一次宴会……“从五星级饭店里出来的专家，有什么资格谈扶贫和为农民服务呢？”吕途说，于是她放弃了按天计算付酬的高额专家咨询费，不再参与那样类型的咨询工作。 吕途的前任丈夫是欧盟外交官，曾驻印度尼西亚工作。作为一名外交官夫人，按照规定，不被允许在丈夫任职的国家里工作。所以那段时间，吕途在雅加达经历了一段家庭妇女的生活。在吕途的回忆中，雅加达的一年四季都繁花似锦，非常美丽。不过，每个清晨睁开眼睛的时刻，却是吕途感到痛苦的时候。她对漂亮的后花园和泳池没有兴趣，而是在想“当我的生命失去社会意义的时候，这一切美景和舒适又有什么意义？”吕途说，她不太会享受。“那种优渥的生活，其实在我看来，挺没意思的。”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在她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吕途告别了那样的生活。 吕途还曾在比利时的一家银行做过高管。但仅做了一年，因为不能忍受企业商业文化的欺骗和虚伪，吕途又辞去了银行高管的工作。 直到2003年，接受了社会运动研究项目的工作，吕途作为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开始深入接触到中国打工者群体。2008年，她开始在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工作。现在，吕途每天的工作是为工友们写作、培训。吕途现在的生活恬淡细腻。她种植了一些桃树，工作之余，每天在农园里劳作。 以此前种种的人生经历作为参照，吕途现在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真的是仿佛换了新的“一辈子”，在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此前吕途一次次地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主动选择离开和抛弃那些掺杂了虚伪和无意义的工作与经历。放弃了更优渥的生活环境，而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吕途的那些选择，放诸很多人的眼中，虽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一定都会心生敬意。 《女工传记》： 在人生故事中看到希望和可能性 去做“新工人”工作和生活状态相关的调研，想要观察和探知打工者群体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她选择去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 在撰写第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之前，吕途曾到一家台资工厂和一家德资工厂打工。她记得自己乖顺地站在流水线上，整日拼命地劳作；她曾经被同宿舍的女工友欺负，但同时也被另一些女工友帮助，和她们成为了朋友。这一段经历，让吕途真切地体味到了女工们工作和生活的甘苦悲喜，让吕途更能贴近工友们，以她们的角度和立场看待和认知一些事情。 多年以来和工友们接触，为工友们做培训，和工友们交朋友，让吕途一直特别想写一本给工友们看，并且也能让工友们都读得进去的书。吕途希望用为工友们写书的方式，让工友们能够去看到一些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而在这些现实问题上付出一些努力。 曾经在吕途打工时，住在女工宿舍里，她拿着一本书看。这把她周围的工友都“吓坏了”，惊诧于“她居然还会看书！”吕途深知，工友们不读书，不是因为文化水平所限，而是因为她们没有阅读的习惯。吕途说，所以她想写给工友们看，并且想让更多工友都读得下去的书，一定不能讲一堆冗杂沉闷的大道理，拼凑很多繁琐无味的文字，篇幅也不能过长。 在和很多女性工友聊天、访谈的过程中，吕途看到她们身上肩负着工作和家庭的两重负担，听她们讲述人生行进路程中辛苦拼搏的艰难，看到她们在承受负担和艰难时迸发出可贵的坚忍顽强。吕途想为这些可敬可爱的女工们写她们的人生传记，讲述她们的人生故事，讲给其他的工友们，以及其他所有关注“新工人”命运的人听。 于是，从2010年开始，吕途开始对女工们进行访谈，着手准备撰写一本《女工传记》。在前后6年的时间里，吕途对近100位女工进行了访谈，最终编撰成书时，选择了其中34位女工的人生故事，组成了这本《女工传记》。 在这本多人物传记中，主人公女工们的出生年代从1950年初到1990年中，横跨了40多年。因此，她们的这些人生故事里，不仅记录了个体命运的轨迹，还充满着鲜明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色彩印记。 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前言中，吕途写到写这本书的原因：“……一个层面是希望原生态地展现女工的生命故事；另一个层面，希望可以从那些用行动改变命运的女工的故事中，看到希望和可能性。”“我们都会走过从生到死的过程，没有人永生，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公平的地方。人的一生如何度过，小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由父母和社会决定，而长大成人以后的人生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每个人主体选择的结果。通过讲述一个个人生故事，也许从中可以认识到人的生命力。”“《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预期是焕发生命的力量，谱写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交响曲和变奏曲。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 对话当事人 希望用真实、鲜活的女工们的生命故事 启发人们去思考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前言提到，您从100位女工中，最终选择了34个女工的人物故事。这34个人物的何种特质或共性吸引了您，使得她们的人物群像故事构成了《女工传记》？ 吕途（以下简称“吕”）：在她们身上，肯定存在共性的东西。这些共性的东西，我想都是在心灵层面、精神层面上的。 人和人，无论我们的性格、职业、教育背景等有什么不同，在精神的追求上，我们都需要获得尊重。这一点上，我们是没有区别的。我觉得，在这一篇篇传记故事中，把女工的生命力、精神内涵、人生的选择、生命的故事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以感受到女工群体的一些精神实质。我想读者看到这些女工的精神实质之后，也许会发现她们与自己在精神层面上也是共通的。当然，就特质而言，这40位女工身上存在的一些特质，也是我会去主动选择她们的原因。比如说，我选择了两组合法合理维权的女工代表，一组是清洁女工，一组是工厂流水线女工。她们很普通，但在维权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她们成为了女工维权的代表。像她们的故事，是我有意主动选择，讲述给大家听的。 记：您的有关新工人的三部书是否存在整体关联的架构设计？相互之间是否有先后承继的关系？ 吕：当面对特别严重、棘手的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的清晰思路，怎么办？就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我才开始相关的调研。所以说，这三本书，最早我并没有想到要去写它们。它们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一部一部写出来的。 第一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调研和写作背景，是在2008年时发生了金融危机，打工者群体和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一定的冲击。打工者群体出现了一定处境选择上的矛盾和两难。这第一本书，就是要把相关的现实展现出来。在调研期间，我做了很多城乡对应的访谈。最后的发现和结论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因为他们在城市里打了一辈子工却没有争取到在城市生活的权益，等到老了果然回到了农村，却还是走投无路。要想找到出路，出路肯定不是具体指待在城市或者回到农村，而是说无论他们选择在哪里，都应该可以活得下去。如果选择在城市，就应该在城市里争取自己的权益，因为他们参与了城市的建设；如果想到将来终有一天要回到农村，就应该尽早地去建设家乡。把家乡建设好了，自己可以回得去，也可以让其他人有地方回去。当然了，这些都非常艰难，但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选择。做出了选择后，就要为此付出努力和代价。而现在很多的人都基于“过客心态”，想着“反正我也不会一直在城市里待着，最终要回到农村去”。但实际回到农村，却连一个春节都待不下去了，因为农村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陌生了，所以也不管农村的现状，想着“反正我还要回到城市去”——这种“过客”的想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使这些打工者们在现实生活中变成了一个心灵漂泊、无处扎根的群体。第一本书就是描述这个社会现象。 第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出现，就是基于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想改变上述那样一个不乐观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解决之道必须是自下而上的。这个群体必须自救，自己去寻找出路。但是在行动前，必须有一个思想认识，才能去更好的自救。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文化的问题。比如要去思考，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你这辈子想怎么过，才有可能找到自己和社会的出路。 第三本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访谈和写作，是因为当我们在共同思考出路的时候，我不希望以一种说教的方式，以一种理论的方式去展示和表达。因为那些说教和理论在行动层面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我更希望用真实、鲜活的女工们的生命故事，在潜移默化中传达，让人们可以去思考。 记：您的书中记述了工友们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艰难的遭际。以这些事情为代表，我们的确面临着相关深刻的、沉重的社会问题。这样的问题是否有解？为了帮助解决工友们的艰难遭际，您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怎样好的进步和变革？ 吕：这三本书其实是在分层次讨论出路的问题。首先，面对现实是寻找出路的前提。如果出现问题了，但不去面对它，而是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这肯定就没有出路了；面对当下现实，对现实情况的看法和思路是怎么样的，做了怎么样的人生选择，这本身就是出路了；最后想到，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本身，无论有没有出路，都应该要好好地去度过这一生，每一个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已经在行动，这就是出路本身了。 最近好的进步和变革，其实有很多，像是关注、服务于工农的民间机构的诞生。近些年已经出现了很多民间的机构、社会公益组织，它们在社会中去建设民众们关注、服务、帮助工友们的力量。这些力量，虽然是星星之火，但是我觉得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希望。 记：相信肯定会有工友读了您的书，或者接受了您的访谈之后，在一些方面会被启蒙，有深层次的思考，对您的访谈有反馈和回响。 吕：我对工友们做了很多访谈，在这个过程里，我主要是去聆听对方的讲述，而不会去说教，更不会去判断什么。我想我的提问本身，有时候会让工友们在这样的提问下，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思考自己的人生。有工友曾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去回顾自己的人生。他也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一次谈话，会对他今后产生什么实际影响。但是他能感觉得到，自己某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变化。 还有的工友说，这个访谈让他觉得“这个社会还是会有人关心我们的，所以我也应该在乎我自己”。甚至有的工友跟我说，在访谈之后，他看新闻时，会变得更加敏感——听到新闻里出现了“新工人”这个词，他就会想，“哇，是不是那位老师访谈了我，新闻报道都会更加关注我们这个群体？”我想这个访谈过程本身，就会对工友们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前两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了不同的反馈。我记得对第一本《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有的工友就反馈说，不太能读得下去，“不知道写出来又能怎么样？”在第二本《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出版之后，我们专门选择了一家合作机构，把书送给一些工友，然后再开读书会。我记得有一个女工，她拿到书的时候就说，这本书太厚了，她读不完的。但是后来我们开读书会的时候，她抱着这本书来了，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可不可以把书送给她？在我们的工友图书室，工作人员曾经劝一个来看书的工友说，你看看这本书吧，讲的是工友们的故事。那位工友读完之后特别震惊，说：“天哪！原来我们的故事可以被这么写出来，原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去思考。”所以我相信很多读到书的人，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方面，但是肯定会有一些触动。 回响 “看到您笔下新工人的故事，我正在慢慢找回自己” 去年11月，吕途的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出版问世。吕途的一些朋友买了书，送给一些工友图书室。在那之后，吕途很快收到了两份来自女工的文字反馈。吕途说，这些来自女工们的读书反馈和想法，她非常在意，因为那是她写这本《女工传记》的本质意义所在。这些来自女工们的饱含情意的回声，是对她的最高奖赏。 “我见证和参与了很多故事里主人公的一段生命历程，我太知道她们/我们的状况了。我觉得她们/我们真的很值得书写，值得记录……跟着你的故事，我仿佛又被带回了那段‘激情岁月’，看到那些女工们渴望美好，渴望公平正义，为此发挥出被埋没潜藏了几十年的巨大能量，用行动去改变，努力实现她们渴望的美好！” “吕途老师，您之前在我的书上签名——‘面对痛苦和困惑，才能找到自己。’……我是城中村长大的孩子，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是个接受城市文化的‘流动儿童’。我在身份的割裂中，痛苦而又封闭地成长了十几年。去年12月，我参加了您的新书发布会。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想跟您分享的是，我一直在逃离自己的身份，找不到自己。但我见到您，看到您笔下新工人的故事，直面这一切真实，或许，我正在慢慢找回自己……” 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