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节目《国家宝藏》连日热播。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展览中，有的全场展品总价值高达315亿元，它们是如何被借调、运输、返还的呢？其过程之神秘精彩甚至也不亚于文物本身。
借宝：要“刷脸”也要“交易”
借文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有些镇馆之宝一开始对方肯借，但后又反悔的情况也并不鲜见。”深圳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深圳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李维学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国家宝藏》节目中颇受关注的“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曾于2010年在深圳展出的。李维学回忆，最初湖北省博物馆推荐的是以铜镜、玉器和漆器为主的九连墩出土文物展。“当时馆领导让我去借剑，我很心虚。确实也如我所料，对方工作人员以各种理由不肯借。”李维学回忆。
他反复考虑后决定邀请馆内的青铜器专家李龙章与他一同前往。“李龙章曾在武汉大学任教，湖北省博物馆有他的不少学生。通过师生情谊关系做了好多工作才借来越王勾践剑在深圳展览。”
敝帚尚自珍，更何况是国粹珍宝。借文物不仅要通过校友、师生、老乡等各种关系渠道来“刷脸”，还得“讨价还价”。李维学说，去年举行的西藏文物展，对方第一次给的清单不是很理想。“后来他们得知我们馆副馆长郭学雷是知名瓷器鉴定专家，就邀请他去梳理考证库房的瓷器年代及窑口，这才又得以再调剂了一批珍贵文物。”李维学说。
运输：行程保密仅一人知
友馆肯借后，如何运抵深圳顺利布展也需要做大量准备，文物安全是重中之重。
目前，国内文物展一般都采取由文物借入方派出专业人员到借出方清点文物、购买一定的保险、交由文物专业公司包装运输的模式。“文物往往要里三层外三层包装，车要减震，要保证恒温恒湿环境。”李维学说。
以青铜器包装为例，因文物器形不一致，需要聚酯泡沫上开挖不同形状的小孔之后，再进行二次包装，以免造成损伤。“如果车程需数日，一般要求沿途歇息需停留在当地省博物馆内有监控的位置，车尾需对着墙。”李维学会随时了解文物的动态，“比如到了中途停留，就请对方拍照片场景通过微信发过来。整个流程都要递交报告。”
不过他表示，即使有文物专业公司包装运输，对于极为珍贵的文物，对方博物馆还是会派出保卫科负责人亲自运送。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文物的具体运输路线及日程安排是严格保密的，整个馆往往只有李维学一人知道详情。
归还：寸步不离
在布展和撤展时，是李维学最提心吊胆的时候。他都习惯搬个凳子坐在重量级文物旁边寸步不离，“这么多年了，一到这个时候我依然是惴惴不安，心惊肉跳。直到文物进了玻璃柜，我才心安。”
展览结束运抵到对方库房归还时，开箱点交也是极为严格的。“例如瓷器，有无裂纹价值天壤之别。所以对方博物馆工作人员除了用手触摸检查外，还要用手电筒照里壁。”直到这一归还步骤最终完成，李维学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
护送书画不敢坐飞机
所有文物当中最难借的是书画。《国家宝藏》节目中辽宁省博物馆展示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就曾于2012年在深圳博物馆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元赵孟頫的《红衣西域僧图卷》、宋徽宗“御笔画”《瑞鹤图卷》等36件画作。这些展品横跨唐、宋、元、明、清，当时总估价就达到315亿元。
将这些千年画作请来深圳“小住”，“寓所”条件极为苛刻。博物馆提前三年就开始做手卷架。“展馆需要满足恒温、恒湿、去除红外线和紫外线。这些千百年的书画潮湿了易长霉、干燥了又容易酥脆、光线太强容易褪色。尘埃及有害气体均会导致致命损害，直接影响其寿命。”李维学说。
“出于安保考虑，当时辽宁省博物馆的保卫科科长领头，乘坐软卧车厢由三人护送这批书画。中途轮流用餐，必须有二人同时在场。展览的安保也被提至最高级别。”李维学说。
护送这批书画，辽宁省博物馆表示绝对不能乘坐飞机。“虽然飞机失事几率极低，但是连这个万分之一也要绝对避免。”李维学说。
文物和人一样也怕累，尤其是千百年的字画更是娇贵。辽宁省博物馆带到深圳的这批画作再要集中展示几乎不太可能了。
“国家宝藏”背后的“护宝人”
上海博物馆三件精妙绝伦的国之瑰宝——大克鼎、商鞅方升和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亮相《国家宝藏》，诠释了中国古代艺术之高度。而隐藏在这些宝物背后的捐赠故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作为全国文物界重镇，上海博物馆的捐赠文物占其14万件珍贵文物的23.5％。这些文物和它们背后的“护宝人”，与上海博物馆一起将中华文明沐经风雨、愈加斑斓辉煌的传奇写入了史册。
六十年迭经烽火，大克鼎终入上博
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通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刻有290字精美铭文，是西周孝王时期的膳夫克为了追述其祖父师华父辅佐周王的功绩，以及感谢周王对自己的重用和赏赐而制的重型礼器。
1890年在陕西出土后，大克鼎流转至收藏家潘祖荫手中。
潘祖荫去世后，他的家人将大克鼎运回苏州老家。抗战时，潘祖荫弟弟的孙媳妇潘达于请家人和工匠帮忙，连夜把包括大克鼎在内的一批珍贵青铜器深埋地下。苏州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前后七次对其搜家，也没有发现国宝踪迹。
1951年，潘达于将它捐赠给国家。她在书信中写道，全家心愿是国之瑰宝大克鼎“贮藏得所、克保永久”。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之际，历经劫难的大克鼎得以展出，轰动全国。
倦鸟归巢，王安石真迹的“漫漫回家路”
类似潘氏家族与大克鼎这样生死相守的国宝故事，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不少。
极具珍贵文献价值的南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残卷和北宋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真迹，也是通过民间捐赠，归于上海博物馆。
《王文公文集》原藏清内阁大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现于香港书肆。内地委托寓居香港的王南屏买下此书，计划再筹款购回，却因历史原因不了了之。此后，日本人千方百计要用重金购买，均遭到拒绝。
王南屏收藏的王安石真迹《楞严经旨要卷》，为王安石在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卷文字，笔风清劲。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周诗题跋。
改革开放后，王南屏联系上海博物馆，希望让两件国宝“完璧归赵”。1985年捐献典礼前两月，王南屏在美国去世。病危时他留下遗言：“此卷应该属于中国，不应流落外人之手。”虽没有亲眼看到国宝回家，但夙愿得偿。王南屏夫人说：“先生在世的时候，挚爱中华文物，即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典卖变钱……他魂萦梦牵的就是，使中国文物回归内地。”
博物馆传承文明，爱国宝亦爱“护宝人”
“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这张由时任文化部长沈雁冰颁发的奖状，在潘达于简朴的卧室里挂了半个多世纪。
潘达于的女儿、如今96岁高龄的潘家华告诉记者：“妈妈给国家献鼎这一决定我们全家都支持，她为大克鼎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1951年，上海博物馆筹备建立时，著名收藏家胡惠春提出：“博物馆不能没有文物。”他带头捐赠了268件文物，成为上海博物馆的奠基藏品。据透露，60余年来，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的人数已有990余人。
而今，上海博物馆已成为以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为特色的大型中国古代艺术收藏重镇，其藏品之丰富、质量之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国宝是宝，守护中华文明的“护宝人”也是“宝”。上海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克伦表示，收藏家与国宝文物互相成全，才使得中华文化传承不息。据新华社 《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