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东（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少将）
1972年4月10日，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在飞机上。（左起：高振普、张树迎、王星明、张佐良、纪东、周恩来）
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后一任秘书，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纪东陪伴了周总理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非常年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桩桩往事，也领略了周总理非凡的人格力量。近日，纪东将军接受《党建》杂志记者专访，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74年6月1日上午，周总理离开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直到1976年1月8日辞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共做大小手术14次，其中大手术5次。
总理在住院治疗期间，并没有真正休息，而是仍然在不停地工作。批阅文件、召开会议、找人谈话、会见外宾。在此期间，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总理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取得了四届人大“组阁”的胜利。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胜利召开，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国务院工作。
江青等“组阁”的失败，更加激起了他们对总理的仇恨，他们趁机掀起了批判“经验主义”的恶浪。正是在这个时候，总理的病情恶化，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即便如此，他仍无法休息，也不能休息。总理的责任，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使他不得不拖着日益消瘦、虚弱的病体，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顽强的工作和斗争。
住院期间，总理曾多次打电话、写信，或让邓大姐给我们传话，让我们在家的同志为他查找电报、资料、报纸、书籍。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每次大手术前，都会把钱嘉东和我叫到他的病床前，清理入院前和入院后积存的未批办文件。
1975年3月26日，总理进行结肠癌治疗之前，又把我们叫去，对一些重要文件提出以下处理意见：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写的信的原件“均暂保存”。将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叶剑英处，并告：“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看，严了一些。”将迟群1974年1月25日的检讨退纪登奎，并嘱我们写便条给纪登奎同志：迟的检讨空洞无物。
我们离开病房时，祝愿他此次手术顺利，总理说：“不一定，有两种可能。”
1975年9月3日下午，总理又把钱嘉东和我叫到医院。听我们报告了现有未批文件的情况后，嘱告我们：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有关材料和1972年江青会见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材料外，其余文件退回。
在林彪专案材料中，有一份材料反映：在“九一三”事件时，铁道兵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私自调动铁道兵一个营配合林彪政变。总理对这份材料作了特别交代，他说：“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调动铁道兵的一个营，我和汪东兴都清楚。”总理还对我说：“小纪，你记着，这件事情，等我出院后，要亲自处理。”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8年，经手的文件成千上万。这份文件是总理交代我办理的最后一份。然而，总理没有从305医院出院，也没有再回到西花厅，他的嘱咐，成了遗言和遗憾。
其实，每次总理叫我们去医院，我们都非常高兴和激动，但也都有顾虑和不安。一是我们去时，总是在总理做大手术之前。他虽然不说，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能否顺利地度过手术这一关，总理在做着最坏的打算。另一个顾虑是，由于总理的病情日趋严重，面容日渐消瘦，满面胡须，想着他往日的风采，再看看眼前的老人家，我们真不愿意见到他如此令人心碎的仪容，真是想见又怕见。再有，见了总理说什么也十分犯难。在西花厅工作时，逢年过节，或是他外出回来，我们问候老人家的第一句话，也是最能包含我们所有感情的话，就是简单的那一句：“总理好！”现在却不能这样问候了，那个“好”字说不出来了。只能强忍着眼泪，轻轻地叫他一声：“总理！”
我们没有总理坚强。而他老人家见了我们，仍然像往日那样亲切，忍着疼痛，带着微笑，向我们交代每一份文件的处理意见。那种强烈负责的精神，敏锐的反应，准确的记忆，慎重的决定，特别是那种乐观的态度，不知道实情的人，根本想象不到这是一位77岁的老人，一位即将进入手术室与死神进行较量的老人。
……
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时，钱嘉东、赵茂峰和我三人到医院看望总理时，老人家对我们说：“你们来了？问家里同志好，我累了。”这是周总理留给我们的最后话语。
他躺在病床上，睁开那双睿智、慈祥的眼睛，微微招了招瘦弱无力的右手，用我们刚刚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用尽全身气力，给我们说出了这句话。说完，又闭上眼睛，陷入了昏迷之中……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平凡的生命，一个伟大的生命，终止在了历史的时空中，而他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至今仍在激励着为着民族复兴而勇往直前的后来者。
（据《党建》杂志2018年第1期《一个大写的人——回忆我亲历的周总理的故事》，记者刘文韬、慈爱民根据纪东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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