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梁朝人徐勉官至尚书仆射，位高权重，不营私产，家无积蓄，将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门人故旧见他如此好义，纷纷规劝他置业，以传子孙，可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为子孙究竟该留什么？在芸芸众生的选择里，徐勉留给子孙纯洁的情操和高尚的品德，无疑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堪称最佳的选择、最好的回答。
十字路口一徘徊，总有人还想为子孙留后路，为子孙作富贵计。究其原因，无非是有一个心结难以打开。
心病终须心药医。战国时期的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对此就有非常好的见解，曾为父亲田婴开过一剂“心药”：“子之子为何？”其父答曰：“为孙。”“孙之孙为何？”“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最后田婴竟不能答。细细品来，世间又有几人能答出？多少人忘其公、肥其私，家存万贯，却不知今后遗给何人？
“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唯一经。”翻阅史书，不少有识之士都继承了清廉持家的传统，恪守“以清白遗子孙”的信条。
任隋朝监察御史的房彦谦，在官场糜烂、腐败成风的隋末乱世，犹能保持气节，不与同流，独以官贫，言传教子，其子房玄龄能成为“贞观之治”首屈一指的功臣，其功不可没；宋代清官包拯认为清廉是为官的根本，特留下了“后世子孙任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的家训；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家中挂有一副清白传家、财不留子的名联: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多财, 益增其过。
家贫出孝子，官贫出贤臣。纵观历朝历代，贪赃枉法而福及子孙者少有；安于清白的贤官廉吏，后代却多为俊才能臣。东汉的“一门四太尉”、后周的“窦氏五子”就是很好的例证。
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闼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沧海桑田，世间哪有永恒之物？事实证明，“家人之害，莫大于卑幼各恣其无厌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也就是说，长者一味迎合晚辈的贪得无厌，乃是家庭的最大祸患。
郑庄公母亲偏爱小儿子叔段，一再为儿子请求更多封邑。此后叔段逐渐骄纵难制，遂想作乱，偷袭郑国都城失败而逃国外，终于应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预言；唐睿宗宠爱妹妹太平公主，对姚崇、宋璟将公主东移东都洛阳的建议置若罔闻，反将两人外放，一时的姑息也难以稳住一颗躁动的心，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失败被诛终究是个事实；唐宪宗朝太尉王锷，搜刮钱财，“富于公藏”，使其子王稷尝留京师，以家财奉权要，视官高下以进贿，最后落得一个儿子被杀、女儿被人掳走当小妾的下场。
“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人生世间，千思万算，种种作为，究到极处，不过为养身口、遗子孙而已。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 何必锦绣文？子孙若勤学雅正，自可养身，何必富有百万？
“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多少糊涂人亲手敲断了清白为官、延泽子孙的“幸福链条”，念叨着早知当今、何必当初的“失足之恨”。
“对不起儿子”的刘铁男、杨晓波纵使良心发现，呼唤上千万遍又有何用？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一个个利令智昏，全家齐动员搞腐败，何曾想过这是在积祸害子孙的“造孽钱”？家风败坏、子孙败落的下场岂不是咎由自取？
“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为官者就是要把“国计”摆在第一要务，把仁德和清廉作为“家财”留给后世子孙。唯有如此，才可以使家道长兴，家运长存，才能达到北宋邵雍《知足诗》中所云：“明月清风随意取，青山绿水任遨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