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黄豆打死人。好像是父亲说的，又好像是母亲说的，说不定父亲母亲都讲过这个相同的故事。这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耳朵都长老茧了，尽管儿时的我始终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它至少告诉我：人是有致命伤的，不能儿戏。
我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有来由的。在乡村，儿时的我们与黄豆是不沾边的，似乎连触摸一下的机会都不会有。“炒黄豆，炒豌豆，炒到瘪虎子翻跟头。”虽然这首歌谣天天挂在嘴边，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吃过炒黄豆，更不用说玩扔黄豆的游戏了。
城里人肯定会抬杠，黄豆哪有你说的那么金贵呀？其实在乡村，黄豆就是那么金贵。黄豆的一个用途，是做豆腐、百页，平时断不能拿来炒了做零嘴的。黄豆是养尊处优的大家小姐，蚕豆才是任人随便使唤的丫头。
毕飞宇很喜欢这个生长在乡村的“丫头片子”——蚕豆。他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于众多豆类里，偏偏写了蚕豆。我要追问，他为什么要选择蚕豆呢？不仅仅因为在蚕豆上桌的节令，少年的他会用针线把煮熟的蚕豆穿起来，做成串，挂在脖子上，形象酷似庙里的罗汉；还因为他和奶奶与蚕豆有千丝万缕的故事。
毕飞宇的蚕豆故事，其实是叙述他与奶奶告别的故事。毕飞宇说，他每次想起奶奶，总是从那些蚕豆开始的，要不就是从那些蚕豆结束。蚕豆成了他最亲的食物。
故事里有两个细节不能忘记。少年的毕飞宇跟随父母搬迁他乡，临行前，他去了一趟奶奶家。搁在眼下，站在面前的孙子向自己辞行，做奶奶的会有什么举动呢？当然会送红包了。但是，毕飞宇的奶奶却把吊在屋梁上竹篮里的蚕豆取下来，炒了蚕豆让孙子带走。有趣的是，蚕豆炒好了，奶奶会变戏法，“奶奶让我把褂子脱下了，拿出针线，把两只袖口给缝上了——两只袖管即刻就成了两个大口袋。奶奶把褂子绕在我的脖子上，两个口袋像两根柱子，立在了我的胸前。”
另一个细节便是，蚕豆炒好了，奶奶催他上路：“奶奶的手在我的头发窝里摸了老半天，说：‘你走吧乖乖。’”这个特写镜头，千言万语尽在其中。
《蚕豆》这部分文字，让我看到了“一颗黄豆”呼啸而来，不偏不倚击中了我的致命伤，击中了心房中的某处。阅读他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不时被他的文字所表现出的异质性所打动。我们的散文，有不少像集体创作，或曰“群众大合唱”，像小孩看图画搭积木，笨拙死了。我们写散文，就像暴发户衣锦还乡，坐着豪华的轿车，嘟嘟嘟地直戳家门口。而到了《蚕豆》里，我们见到毕飞宇进那个杨家庄，是沿着故乡的水路，驾船摇橹，咿咿呀呀地回到了奶奶家的水码头。
所以我说，毕飞宇写《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其实就是毕飞宇沿着故乡逶迤的水路，摇橹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