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镇老人院，70岁的周宏华老人无疑是“另类”。跟一般老人不同，周老有不算低的学历，他曾经获得过自考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证书，并且是省作协会员。在老人院生活的5年里，周老出版了四本文学著作。黄镇老人院大门左侧那排房子里，其中有一间就是周宏华老人的创作室。从某种程度而言，这间创作室成了黄镇老人院的一道风景线。
周呆子是黄镇老人院的老人们馈赠给周宏华的雅号，皆因周宏华老人总是独来独往，每日闭门，或读书或写作，不与人交谈。
有一次，周宏华老人喝了点土白烧，一时兴起，到隔壁串门。隔壁住的两个老人，一个是失独的，一个是空巢的，平日皆四目相对，沉默寡语。周宏华来串门，沉寂的屋子有了点生气。“你们知道老人院是什么吗？”周宏华一进屋就问。
老人院就是老人院呗，两个老人都瞪眼看着他。
“老人院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周宏华说。
两个老人面面相觑。
周宏华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老人院是阴阳两个世界的那块缓冲地，是黄昏和黑夜相接的那抹光晕，是‘回家’的那扇门。”
在老人们看来，周宏华是个大知识分子，思想高深，不敢与他搭讪，这使得周宏华老人更显得“特立独行”。“我很孤独”，周宏华经常在日记上这样写，紧接着这一句的是“我害怕死亡”。
在一般人看来，老人院是一个谈论死亡的地方。似乎，谈论死亡是老人院的权利。然而，如果你在老人院呆过，你就会知道，在老人院没有人谈论死亡。在老人院“死亡”是一个极其忌讳的话题。可是，老人院的老人们，没有谁不在内心跟自己谈论死亡。
“我什么时候去？”
“我到时会去什么地方？”
“我到那个地方能见到亲人吗？”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恐惧着自己的逝去。
周宏华发现，写作能淡化他对消逝的恐惧。“很多时候，当我在虚构一个故事时，我就会忘记死亡。”这样就能很好解释他为什么那么勤奋地写作了。早上一醒来，他就爬起来坐到写字台前，打开电脑，开始写作。他早就学会打字了，拼音、五笔皆会，还能盲打，有时就坐在黑暗中打字。
周宏华有个口头禅，“你知道吗？”现在他又这样说了，“你知道吗？博尔赫斯说过，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心安。这种感觉在我身上特别强烈，文字就是我的存在，就是我的生命。每当我看到我打出来的文字在屏幕上跳动，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在跳动，这让我稍稍松了口气。”记者与他攀谈的时候，周宏华一直心神不宁。“不跟你说了，我要写东西了。”他坐到电脑前，在键盘上敲起字来。他不让自己停下来，唯恐在停下来的间歇，消逝会悄然而至。
跟周宏华老人一样，对消失的恐惧也折磨着刘凤珍。
刘凤珍91岁，当了一辈子农村小学音乐教师，虽然生有四男四女，但在89岁那年，她还是选择老人院作为自己的归宿地。入住老人院后，刘凤珍一直被夜间爆发的死亡恐惧所困扰，她常常在深夜里惊醒，浑身冒着冷汗，两眼空洞地盯着天花板，瑟瑟发抖地想着自己的消失。一想到自己将永远被这个世界遗忘，她就会一骨碌坐起来，颤颤巍巍下床，在房间里惊恐不安地走来走去。
虽然如此高龄，刘凤珍却能熟练使用苹果手机，用微信跟子女视频聊天。她对子女说，给我弄一架风琴来，我想弹风琴了。
琴声虽然悦耳，但却吵得老人们无法入睡。院长跑过来了。院长说：“刘老师，这么晚了，不可以弹琴了。”刘凤珍很固执地继续弹着。刘凤珍说：“要是我不弹，我就会死了。”院长觉得耸人听闻。
刘凤珍解释说：“现在音符就是我的生命，当我弹琴时，我会觉得音符在飞扬，也就是说我的生命在飞扬，这时，死神就不会走近我。”
院长说：“白天你爱怎么弹怎么弹，可是晚上你影响所有人的睡眠。”
刘凤珍想了个办法，她将弹琴安排在白日，晚间则到楼下的卫生间去哼唱她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一直到唱累了，便回到房间倒头入睡。
88岁的王春山克服死亡焦虑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让自己做梦。王春山老人每晚都睡得很早，差不多太阳一落山就裹上被单睡觉。王春山虽然年迈，但睡眠极好，往往头一靠枕就能入梦。做梦其实就是一种回忆，而回忆等于生命被重新度过了一次。做梦是王春山生命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只有做梦才能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要是在做梦中死去，那该多好啊！”他说。
这几年，政府越来越重视老人院的建设，房子造得越来越好，医护人员配备越来越到位，设施也越来越健全。却唯独缺少了心理咨询师，或者叫心理疏导师、心理治疗师。只有通过心理疏导来克服老人的恐惧，从而坦然地走向“最后”，才能让他们在最后一程得到慰藉。
我的归宿只能在老人院
初夏的阳光洒在庭院里，黄婆婆坐在走廊一张破旧的藤椅上，她俯着身子，凝望脚下罗纹砖地上正在爬行的一只蚂蚁。
“我天天都跟蚂蚁说话，蚂蚁说的话我能听懂呢。它在说，我要爬得更高一点，这样我就能看得更远了，就能晓得家的方向了。”黄婆婆指着正在辛苦攀爬的蚂蚁说，“它在找自己的家呢。”然而，无论怎样努力，蚂蚁就是无法爬上黄婆婆的脚面。于是，黄婆婆伸出细瘦的胳膊，用右手手指将蚂蚁拈起来，再将蚂蚁放到左手掌心里，对蚂蚁说，“这儿才是你的家呢。”
在过去的10年里，黄婆婆就是一只爬来爬去的蚂蚁。在很多人看来，家就是一座房子，就是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柴，但是在黄婆婆看来，家就是丈夫，但10年前她的丈夫病故了，这意味着黄婆婆的家一下子就没了。“我没有家了”，黄婆婆叹着气对邻人说。邻人茫然不解：“你有三个儿子，他们的家不就是你的家吗？”黄婆婆苦笑笑，不再说话。
当地农村赡养老人多采用轮流抚养的方式，即让老人到子女家轮流住两个月或三个月。黄婆婆的三个儿子商量后决定，一家轮流养一个月。
“我吃的是‘脸色’饭，喝的是‘受气’汤呢。”黄婆婆总是背地里跟天国老伴诉苦。
黄婆婆的三个儿子都在很远的外地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住上几天，而黄婆婆的三个儿媳也在县城打工。县城离家倒是近，但中午也不能回来做饭给黄婆婆吃。于是儿媳早上出门前煮上一锅饭，有时间便炒一碗青菜，或者煮几个咸鸭蛋。没时间呢，冰箱里还有咸菜。这样，黄婆婆中午就只能吃冷饭冷菜。黄婆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饱受过苦难，天天吃冷饭冷菜对于黄婆婆来说不算个啥，旧社会有时冷饭冷菜还吃不上呢。让黄婆婆难受的是生病。身体好的时候，轮到哪个儿子家养，倒能相安无事，而患病时轮到哪家，问题就来了。
“她们没工夫陪你啊，没工夫送你去看啊，你就得捱着啊。”黄婆婆感慨，“跟儿子相比，媳妇到底隔了一层，你病了，她们也会照顾你，但会给你脸色看，嘴里还骂骂咧咧。”很多时候，黄婆婆生病了，就蒙着被子一声不吭躺着。“不想让她们晓得，有时候吧，你本来生的是小病，可一生气就变成大病了，何必呢？”
捱到过年，儿子回来了。看到儿子，黄婆婆眼角眉梢都是笑。媳妇跟婆婆隔了一层，其实，婆婆也跟媳妇隔了一层，婆婆还是跟儿子亲。
“我想到老人院去。”这话在黄婆婆心里打了好几个滚，最后才说出来。三个儿子都不同意，你有儿子还去老人院，看人家怎么戳你脊梁骨骂死你。
以前，黄婆婆认为丈夫就是她的家，现在黄婆婆不这么看了，现在黄婆婆觉得有个说话的地方就是家，有热菜热饭热被窝的地方就是家。但是这话黄婆婆没对三个儿子说出来，黄婆婆对三个儿子翻来覆去就说一句：“我要去老人院。”
三个儿子拗不过黄婆婆，便各自出钱送黄婆婆到镇上的老人院寄养。
“我愁眉苦脸十年了，可是那天我一进老人院的大门就笑了。”跟黄婆婆合住的是比她小一岁的刘婆婆。刘婆婆是个话篓子，这样，黄婆婆就不用担心没人说话了。老人院有食堂，热菜热汤的。你要是再加点钱，炊事员还会把饭菜送到你房间呢。更让黄婆婆高兴的是，老人院还有护工，帮着你洗脸洗脚。你有个病啊痛的，护工会服侍你。要是病重了，老人院有面包车送你到医院。
更让黄婆婆高兴的是，以前，轮流在三个儿子家养老时，媳妇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现在住进老人院，三个媳妇好像变了个人，拎着吃的，轮流来看她，嘘寒问暖的，好不亲热。
奚国富的想法跟黄婆婆一样。奚国富75岁，原先是机关干部，退休后先是忙孙子：接送，做饭。后来就一直照顾生病的老伴。老伴病在床上，开始几个子女还过来看看，买点东西就算尽孝心了。时间久了，子女就很少来了，“满床儿女，抵不上半床夫妻。”奚国富意识到，等自己生病不能动的时候，是指望不上子女的，他的归宿只能是老人院。老人院才是他最后的家。
“看来，养儿不能防老啊。”奚国富对记者说。
“养儿防老”这句古老俗语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岁月的轮回，能流传至今，足以说明它在当时的社会风尚中起过主宰潮流的作用。时至今日，“养儿防老”依然是某些人心中亘古不变的传统观念。然而，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养老成了从政府到社会，乃至个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开始被现实撞击得支离破碎。那么，问题来了，“养儿防老”的传统过时了吗？
虽然老龄化是全球多数国家的问题，然而中国的老龄化却极为特殊，仅用了一代的时间，就变得比美国还“老”，而且随着人口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的发展态势，加上家庭小型化的考验、传统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老人“自愿”住进了老人院。
其实，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养老的方式无非两种，社会养老和儿女养老。“孝”无疑是维系一个家庭，乃至社会的重要伦理道德规范。实际上，将1亿多老人全部推向社会是不现实的，只有将社会养老和儿女养老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老人院是“笼子”还是乐园
83岁的王恩典总认为自己被关在一个大笼子里。在浏镇老人院，以退休教师身份住进来的，只有王恩典一个人，但是现在这个退休教师身上，阿尔茨海默症的病症已经很明显了。
“我要走出这个大笼子。”王恩典每天都会暗地里对自己这样说。
但是要走出这个大笼子谈何容易。一道不锈钢电动门将老人院死死封住了，老人院安排专人看守大门，要出老人院除非像鸟那样飞出去。
“我要出去。”王恩典对看门人说，“我不想住在这个笼子里。”
看门人说：“这哪里是个笼子呀，这是老人院，你是住在老人院里，不是住在笼子里。”
王恩典知道看门人在骗他。王恩典最讨厌有人欺骗他，所以他不想跟看门人说话了，一屁股坐在看门人屋前的石墩子上。他坐的这个位置离大门不远，他在等待时机。
浏镇老人院的大门，一天只打开三次。一次是农贸市场有人送菜过来，一次是邮递员送信过来，还有一次是院长来上班。也就是说，王恩典有三次逃出大笼子的机会，但由于看门人的恪尽职守，这三次机会实际上都不存在。
不过，老虎总有打盹的时候，有一次，邮递员给看门人送来一封儿子从国外寄来的家信。这封信让看门人很激动，一时忘了关闭电动门，王恩典终于溜出去了。那天，老人院出动所有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王恩典。为了防止王恩典再次逃跑，院长想出了一个办法，将王恩典拴在一根廊柱上。拴王恩典的绳子很长，这样可以保证王恩典在一定的距离里自由活动，却又无法逃出大门。
那天笔者走访浏镇老人院，就看到被拴着的王恩典在院子里溜达。“你好，”王恩典朝我伸出手来，他错把我当成他以前的学生。我向院长建议，解开拴着王恩典的绳子。院长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出了事你负责？”
浏镇老人院是一座典型的农村老人院，无可供娱乐的公共设施，比如体育健身设备、老年活动室，老人们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视。看电视成了老人们每天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吃了早饭就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看到晌午去食堂吃饭。吃好饭回来躺会儿，爬起来接着看，一直看到夜幕降临。吃了晚饭再接着看，很多老人就在电视声中睡着了。奇怪的是，老人们在电视的声音中睡得很香，一旦关了电视，老人们就会倏然醒来。
实际上，喜欢看电视的只是一拨老人，另一拨老人不爱看电视，便打牌消遣，赌点小钱。老人们都输不起，一俟谁输了，死活要赢回来，否则会吵闹不休，甚至捋起袖子要干架。只好打下去，棋牌室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地亮着。几天下来，有的老人血压直线升上去了，有的趴在床上再也起不来。还有一拨老人既不爱看电视，也不爱打牌，他们就像囚徒，呆坐在房间里。枯寂的房间对他们来说，就是囚室。坐久了，就到院子里走几步，宛若放风。他们寡言少语，神情麻木，度日如年，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毫无兴趣，他们要做的，就是苦捱时光，静等最后时刻的到来。
农村老人院的老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自身知识储备有限，许多如读书、看报、写字、作画等娱乐活动并不适合他们，这也是造成他们晚年生活单调的一个主要原因。
浏镇老人院有护工，但护工的工作只限于打扫房间之类，要是有老人需要拉屎拉尿，必须另外付费。有的护工怕脏，即使给钱也不干。于是，这个工作就在老人群体中自发进行着了。通常，需要拉屎拉尿的老人，出钱让身体好的老人帮忙。老人们都把钱看得很重，一般都会有求必应。但是有个问题，如果需要拉屎拉尿的老人把钱用光了，而这个老人恰好又是孤寡老人，那就很麻烦了。
跟这家老人院相比，宾山老年公寓却是另一番景象。那天记者走访宾山老年公寓，还未近前，便远远听到一阵歌声传来，尽管嗓音苍老，但音色明亮，激情澎湃。待记者走进公寓大厅，发现大厅里有30多位老人围坐着，自娱自乐。这30多位老人中，最小的60多岁，最大的已经90多岁。每周五上午，老年公寓都会组织一次集体娱乐活动，或唱歌，或朗诵，或猜谜。只见老人们个个笑逐颜开，如沐春风。
“老人们都像孩子，得哄着他们。”院长袁晔华对记者说，“这些老人都是子女无法照料才送来的，他们非常希望得到爱，但在家里晚辈往往无暇顾及。在这里，老人们可以互相取暖，健康快乐走完人生的路。”
如东文广传媒中心 刘剑波
（注：文中部分老人和老人院是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