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军事强国的战略，初步呈现大拐点的征兆：对内民粹主义、对外孤立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主张开放的全球贸易，以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捍卫中国的核心地缘利益，以全球强国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500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欧洲大陆经历了列强争霸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并且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开拓、战争、贸易、货币与金融体系，建立了全球秩序，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基本结构目前仍然维持着，但正在演变。
第一财经的8位编辑和记者，在此向大家推荐10本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西方经典著作，春节期间逐一推出，梳理西方的地缘政治思维是如何形成，如何影响到强权的战略选择，如何导致了大国的兴衰，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全球相互依存也日益加深，科学技术的突破正在改变外交与战略的一些基本前提，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仍然有其生命力，而地缘经济、金融与货币、网络空间以至外太空空间的战略重要性愈发凸显。
《国家间政治》于1948年初版，至今已有7版。作者是现实主义学派的缔造者汉斯·摩根索(1904~1980)。他于1950~1968年担任芝加哥大学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
作为现实主义学派的开山之作，该书以近700页的篇幅将“权力均衡”和“国家利益”深深烙印在各国政治家心中。在这本理性夹杂悲观的著作中，摩根索定义了 “国家权力”，述说了限制国家权力的因素，其中包括经典的“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并探索了裁军、国际联盟、世界共同体、外交等获取和平的途径。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肯尼思·汤普森认为,“从最广泛的知识意义上而言,摩根索打下了国际政治的基础”。
此言确实不虚，纵观摩根索之后现实主义学派的发展，肯尼斯·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相互依赖理论”、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均由“权力均衡”理论发展而来。即使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其他学派，如新自由制度主义奠基者罗伯特·基欧汉、建构主义理论代表人亚历山大·温特，也或多或少受到摩根索的影响。
如同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摩根索从性恶论出发，认为“国际政治始终处于无政府环境，在这种状态下，各国可以做出承诺，缔结条约，但没有任何最高权力保证遵从和惩罚背离”。因此，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斗争，安全考虑为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各国都面临“安全两难”，需要自助。
基于此，摩根索提出其现实主义六项原则：
第一，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第二，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政治领导人是从以权力界定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的。
第三，权力规定利益的概念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客观概念。利益的概念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影响，是判断、指导政治行为唯一永存的标准。
第四，不能混淆政治与道德的界限，民族国家在追求利益时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所遵循的道德。
第五，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与普遍适用的道义法则等同起来。不能把某一特定国家道义上的愿望同支配人类的道德法则混为一谈。
第六，强调政治学的独立性,政治行为必须用政治标准来判断，即这项政策对国家权力有何影响。
权力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在摩根索看来，以权力限定利益是普遍适用的，利益支配着人的行动，权力是利益得以实现的保证。一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利益取决于自身在国际政治系统中的权力地位。因此，一切政治均是对权力的追逐和角逐。他认为,国家权力包括9个要素,即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能力、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和政府的素质。
由此便推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第一项因素——“权力均衡”。摩根索表示，“权力均衡和旨在维护权力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
他认为,均势过程的实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一是削弱强国的力量,二是增加弱国的力量。从历史上看,具体的方式主要有:
其一,分而治之,即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状态。如从17世纪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把德意志分裂成诸多独立小国。
其二,领土补偿。这是18世纪和19世纪为维持因一国攫取领土而被打破或将要打破的均势而采用的常见办法,如18世纪的欧洲列强三次瓜分波兰。
其三,军备竞赛。一国利用手中的强权力图维持或重建均势的主要手段是扩充军备。军备竞赛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通过裁军来维持均势,如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其四,联盟政策。他认为,“历史上均势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不是见诸于两个孤立国家之间的均衡,而是见诸于国家或国家联盟同另一个联盟的关系”。联盟是维持与恢复均势的主要方式。
其五,均势的“掌控者”。“掌控者唯一目的就是维持平衡”。近代英国在欧洲大陆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限制国家权力的另两项因素为：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国际法。
在谈及国际道德时，摩根索尤其强调了民族主义对普世主义的侵蚀。“当政府官员的民主遴选和责任制摧毁了作为一个有效制约体系的国际道德时，民族主义也摧毁了道德赖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国际社会本身”;“整个现代历史时期，大多数人采取了效忠国家的立场从而解决了超国家道德与国家道德之间的这种冲突”。这在全球遭遇“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欧洲2017大选年退欧派势头强劲的当下，显得十分应景。
然而，正如摩根索在书中所言，“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大众在国际竞技场上相遇了，每一个集团都确信它在执行历史的授权，它在履行上天授予的神圣使命。他们知之甚少的是，他们是在众神已去的空荡荡的天空下相遇的”。
事实上，从维也纳会议以来，历史上曾出现三种均势：
第一个是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欧洲均势，该时期的均势仅限于欧洲，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几个大国共同支撑着欧洲的均势，各国都尝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分歧，并不存在大规模战争。
第二个是两极均势，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冷战，这一阶段内也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简单的两极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很大压力使两国变得保守起来，双方都力图维持现状，目的在于制止另一个大国建立霸权。
最后一个均势是冷战至今的全球多极均势，主要呈现全球相互依存的状态。
然而，去年以来，欧美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思潮骤起：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利益至上”的治国理念下，反移民，退出TPP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愿承担对传统盟友的共同防务责任，试图在全球进行战略收缩。而欧盟区欧债危机风波未平，移民问题、恐怖袭击、退欧风波又起。
而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建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亚投行等，中国更多地扮演着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角色。
在此背景下，冷战后建立的多极均势能否、又该如何维持微妙的平衡呢?《国家间政治》或许已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