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6日下午2点，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收费站处发生严重拥堵。
作者吴必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黄金周有病了，需要治，但千万不能一棍子打死。
黄金周的本质是一个时长一周的假期供给，与春节长假相比，它更是一个一年内仅有的出游休闲度假的旅游假期供给（时间供给）。与之对应的是各种旅游景区、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建设，也就是旅游吸引物与服务供给（空间供给）。只有当时间与空间两个供给同时解决了，旅游需求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从满足需求角度看，时间供给严重不足，是目前中国旅游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突出矛盾。取消黄金周，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激化矛盾。
中国的旅游需求到什么程度了？
虽然存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总体上中国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在逐年增加。按照世界银行根据Atlas方法进行的测算和2011年的新划分方案，中国已经从2010年开始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6，560美元（图1）。而世界上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时就会出现大众旅游、主要是休闲度假旅游的需求。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相同的是，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哪怕是总人口中比例较低的度假需求，也会在总体上出现庞大的人流。也就是说，从经济层面上讲，中国人已经到了旅游需求大爆发的阶段，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这种需求更为突出（图2）。面对这种需求，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旅游供给，既包括空间上的供给，也包括时间上的供给。堵是堵不住的。而且政府和企业也根本没有堵的积极性，增加供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说，好处远远大于坏处。
图2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人均收入更高的地区也是旅游需求较高地区
中国旅游需求高涨的态势，从这个（2016年国庆节）黄金周的表现就可一见分晓。虽然整个朋友圈都在吐糟黄金周的拥挤、种种不堪，可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老百姓不管你堵不堵、舒服不舒服，一年到头生活高压下必须乘这个假期的机会找地方出门释放一下。国家旅游局统计，国庆节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5.93亿人次，同比增长12.8%。近6亿人次的出游量是什么概念，非常巧合，相当于美国（3.19亿人）、日本（1.27亿人）德国（0.81亿人）和法国（0.66亿人）4个国家全体国民（5.93亿人）同时出门旅游的总和！
旅游的空间供给：产品开发力度大，中远距离仍受局限
旅游吸引物的空间供给在政策导向、行政架构方面看可以很快实现需求的满足，但考虑到远距离出游的时间消费状况，需要保留目前长假供给并需逐步增加长假供给来保障。
政策导向。近年来，通过“全域旅游”和“旅游”等的政策推动，特别是国务院层面推动的多部门政策支持旅游发展，2016年5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北京联合召开首次世界旅游发展大会，李克强总理宣布中国大众旅游时代来临，各地政府普遍加强了对旅游发展的重视程度。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老工业基地、能源基地和钢铁过剩地区的经济下滑，大量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不景气，土地财政遭遇挑战，当地政府纷纷转向旅游发展，试图为地方经济解套。这些政策导向和支持，为旅游产品在空间上的开发与提供，形成了广泛的、多样的、成链条的供给体系。
行政架构。在一个旅游资源几乎全部国有，政府掌控主要资源利用与分配机制的国家，行政管理的架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业的供给侧状态。近三年来，很多省级行政区加强了政府行政系统的设置等级，除了依赖旅游业较重的边远省份如云南、西藏、海南，或者文化遗产集中、城市旅游占据统治地位的北京，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湖北、山东，也纷纷成立省级旅游发展委员会。今年以来，贵州、湖北、四川、宁夏、河北、黑龙江、辽宁、甘肃等省份密集成立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6个省份成立旅游发展委员会（图3）。行政架构的深度涉入，强化的主要是空间的供给。因为时间上的供给（假日制度）目前还握在中央政府（国务院）而非地方政府手中。
图3 全国成立旅发委的省级行政区已达16个
地理空间。从空间供给角度看，中国还有一个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的情况，就是幅员广大，省级目的地众多，大陆地区就达31个（加上港澳台为34个）。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直线距离达到3200多公里，飞行时间超过5小时；哈尔滨到昆明的直线距离也达3100多公里，乌鲁木齐到三亚的直线距离超过3500公里，飞行时间更长达7个半小时（图4）。大国旅游的特点就是需要长假期来实现中远距离的出游消费。如果没有7天左右的假期，所有的旅游者只能在附近的市内、省内旅游了。如果只有省内游的短假期，那么各个省级旅游发展委员会就没必要存在了。
图4 东南与西北、东北与西南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与飞行时间
旅游的时间供给：带薪度假制度短期内实现无望
与旅游产品的空间供给相比，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假期制度方面的保障仍然是一个发展的瓶颈，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实体经济濒临危机，民间投资萎缩，一线城市房价高企不下，全国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家庭教育投资越来越高，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反腐高压下地方政府官员不思作为，左右对立情绪增加，中产阶级资金外移，种种社会经济冲突，是中国发展现阶段的一个很大不利局面。在此危机下无论官员、企业家、专业人士，还是普通的农民和产业工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此情况下，要真正落实全国人大《劳动法》《公务员法》、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等一系列法规文件中规定的国民带薪休假、建设旅游休闲体系、保障2020年前实现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基本落实等目标，不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研究，是十分困难的。
政府反腐。在西方较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转运不需要完全依赖政府的强力支撑。政府官员的休闲度假权利是得到了法律的保障的，美国总统可以堂而皇之地到财政支持的戴维营度假。但是在大政府的中国大陆，政府是无限责任的政府，政府官员也必须五加二、白加黑地在岗在职，不得随意离开就职的地区，正常的休闲度假更是奢谈。特别是近年来在高压反腐、八项规定的制约下，出门旅游度假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企业压力。除了占企业总数很少数量比例的央企、大型国企，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在经济低潮时期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和生存压力。融资难、融资贵、新产品风险、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使得企业所有者、管理者和全体员工，都不敢轻言带薪休假，更常见的是加班熬夜成为常态。除了强制性国家统一放假，真正能够落实带薪休假的企业为数不多。虽然目前还缺少具体的数据支持，但是从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进展并不顺利、大学毕业生求职不易等实际情况来看，短期内希望通过西方式的带薪假期来实现劳动者的休假权利，无异于与虎谋皮。带薪休假唯有通过国家统一假日制度才更现实。
假日制度的中国特色不可回避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休闲度假市场已经出现爆发式增长，而旅游产品在空间供给方面将会逐步得到满足，而基于中国长距离出游需要的长假期显著不足。
长假供给不足。中国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双休日制度，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增加公众法定休假日，由原来的每年7天调整为每年10天。春节、“五一”“十一”法定休假3天，加上调整的前后两个双休日，就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续7天的长假。
2007年12月，在清华大学蔡继明所谓的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和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宣布，自2008年起取消“五一”黄金周，改为短假期，共三天，并设立了清明、端午、中秋三次短假期，公众法定休假日也由10天变为11天。
从2008年至2016年已经过去的8个年头，公众远距离出游经济能力越来越强，对于长假期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取消五一黄金周带来的供给不足矛盾也就越发凸显。
将来，与国际中等以上收入城市化国家相比，我们还有10至20天的长假可以逐步向社会提供。因为在现代化、信息化、自动化等技术革命支持下，人类用来进行物质生产的时间越来越不需要每天8小时（制造业为主的前工业化和工业化时代的劳动法）并且连续工作5天的工时制度了。
政治集权。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逐步推行带薪休假制度来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中远距离的出游需求。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克服了前述的短期内带薪休假制度的种种制约条件，社会分散放假错峰实施休闲度假制度，也与中国特殊的政治集中体制、社会群体喜好聚众欢乐，东亚国家重视家庭亲属观念需要举家出游的文化传统等情况冲突，上述独特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假期的安排方式。
就政治集权来看，中央政府的权威必须通过统一的放假制度来体现一个国家的集权意识，不可能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授予各州（各省）相对独立的假日制度。我曾经建议，按照低碳城市的要求，冬季北方地区可以多放几天假，少供暖，到南方避寒；夏天南方多放几天假，到北方避暑，可以节省空调的用电。但这样低碳科学的安排，在短期内政治集权的要求下，是很难实现的。
社会集体主义。中国人具有悠久的集体主义社会组织传统。美国人背包客独自旅行的现象在中国就不是那么普遍。国家统一放假，实际上背后是国民集体过节的狂欢传统在悄悄地支持。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国家强制统一安排固定的时间，一个城市或一个省区的人民会获得集体的狂欢与节日的热闹。热闹这种特殊的情感消费，是西方世界的人民难以理解的种族社会特征。
家庭紧密。家族和亲朋关系远远紧密于西方国家，其实也是上述集体主义消费文化在家庭这个坐标上的反应。很难想象，没有统一的放假制度，中国这么大地域空间，在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的社会背景下，远隔千山万水的亲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能够远距离回归故乡一品乡愁，或者相约美丽中国的某处山水。哪怕就是同居一城，同处一室，如果夫妻双方不同单位上班，子女在中小学上学，如果没有统一的国定假期，全家人也不可能合家出游。
结论：黄金周不能取消，亟需增加
最近一些专家表示应该取消黄金周制度，原因还是因为集中出游引起的各种拥堵与体验质量下降所引起。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的结论与建议是，对长假的高需求、低供给是引起拥堵的主要原因，取消黄金周相当于企图堵塞需求洪峰，只能适得其反，必须增加供给才能纾解市场压力。超过8年的仅有的国庆黄金周集中消费及其拥堵并没有引起什么了不得的社会问题，峰值节律是正常自然现象。增加长假供给的前提下，再配以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中国庞大的带薪度假需求最终会以最适合中国社会特点的模式得到解决。
忍受峰值。规划学界有一个普通常识，就是不能用最高峰的峰值来制定日常管理维持的容量水平。也就是一个目的地正常的接待容量所需的设施、服务，通常以全年平均水平并略微提高一些系数，而不能以高峰期水平来提供，否则平常时间就会带来极大的空置浪费。人们需要基于常识来发表看法、提出政策、接受事实。
正是因为高峰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不要企图能够完全避免高峰拥堵。正如公共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实惠，引起很多议论，认为高峰出游期间不应该免费反而应该提价来控制需求量。并引用公共经济学来证明黄金周期间高速公路应该提高收费标准的正确。但是这些学者们忘了高速公路作为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性质，以及使用权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对于穷人来讲，他们能够免费进入使用高速公路，而非通过支付更高的过路费，是一种社会公平的需要。不能仅仅用经济学来解释、支配一切公共事务。
增加长假。为什么国庆节期间高速公路和景区会那么堵？不是因为高速公路免费而是因为公共假期、特别是长假供给不足。即使黄金周期间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出游的压力仍然会集中爆发引起拥堵。目前最为现实的解决之道就是尽快恢复五一黄金周。使得目前仅有的国庆黄金周一个宣泄出口，变为两个需求疏导管道（春节虽然也有一定的出游现象但更多的是回故乡探亲访友）。在今后5至10年内，国家规定的公共假日，还可以继续增加2至5天。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统一公共假日制度未来的可能走向，也是具体实现国务院《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提出的2020年左右基本实现带薪休假制度的目标的一个可靠途径。
智慧管控。另外一个技术上的措施就是借助于信息化、智慧景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前预约前往特定目的地，通过行政强制手段统一整合多种大数据源，为区域旅游防拥堵现象提供科学的疏导和管控。技术上并不难，真正需要我们推进的是分布于各个公共部门的大数据的彻底开放，以及商业性BAT、三大电信运营商游客移动数据脱敏后的公共使用。很多时候拥堵不是因为有效供给不足，而是信息不对称所导致。
来源：盘古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