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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杭州G20启动新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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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6日环球时报。

G20杭州峰会让世界目光聚焦中国。此次峰会成功召开,向外界传递一条最核心的信息:全球化进程对人类有益,但需倡导新型全球化。

19世纪以降,在工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化获得充足动力。然而全球化在过去两百多年间,亦是有起有落。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是全球化的低潮,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害人损己的经济政策,终致惨烈战争重演。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直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尤以冷战结束后美国“独步天下”为甚。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互联网经济勃兴,在现代通信技术的助力下,跨国企业得以在全球构建生产链条。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廉价原材料、潜在市场吸引西方企业和资本家争相“开疆拓土”。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成为全球化的另一动力来源。

然而时移世易,当前全球化进程正面临转折。美国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抱怨日深,包括就业岗位流向海外、技术优势渐被削弱等。眼下,包括希拉里特朗普在内,不少美国有影响力的政客公开质疑自由贸易理念,指责中国搞不公平竞争。人员的自由流动一度是全球化的重要成就。然而在难民危机的冲击之下,欧洲民众的不安全感陡增,一体化进程受挫,英国“脱欧”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欧洲一体化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势力随之坐大,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丹麦“人民党”等等。

概而言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虽续有发展,但“西方”“资本”“国家”这三个重要角色的位置却没有被摆正。其一,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美欧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力图以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改造世界。其二,资本驱动的全球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导致美欧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还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一些自然资源条件差、地缘区位不佳的国家甚至长期处于全球发展的“边缘”地带,成为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势力的温床。其三,消减政府管制、弱化国家角色被当作全球化的目标,迷信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致使政府无为、治理缺位。

透过G20杭州峰会精心设计的议程,新型全球化的基本轮廓渐而清晰: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认真实施“结构性改革”,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善于为长期经济增长寻求新的动力。其次,新型全球化需更为重视处理“分配的政治”,“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亟需改变,应进一步提升“发展”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让发展更具包容性,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享有全球化的成果。第三,更加重视气候变化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挑战,节制资本、增进公益,通过绿色金融、跨境联动等新方式予以应对,减少“全球治理赤字”。

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里,中国势必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G20杭州峰会或将成为历史的节点。

来源:人大重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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