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乌鸦也曾帮喜鹊为牛郎织女搭桥
吉祥纹饰系列
在现代人心目中，乌鸦是不祥之鸟，人们常用“乌鸦嘴”、“天下乌鸦一般黑”、“乌合之众”等谚语、成语表达对乌鸦的厌恶之情。但在古代，乌鸦一直有神鸟、孝鸟之称，它还参与了为牛郎织女相会的搭桥工作。为什么人们对乌鸦的印象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
文/图 钟葵
乌鹊搭桥助牛郎织女相聚
再过两天，就是农历七月初七了。届时，人们自然会想起每年相会一次的牛郎织女，会想起为他们搭桥的喜鹊。可能没几个人会想到，当初为牛郎织女搭桥的不仅有喜鹊，还有乌鸦的一份功劳。
要澄清这件事情，先要弄清楚牛郎织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这个传说应该在西汉初年已经出现，先是在《诗经·小雅·大东》出现了牛郎织女两位主角的原型——“牵牛”星和“织女”星。其原文是：“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诗人仰望星空，怨银河空发光，怨“织女”织不成布帛，怨“牵牛”不能拉动车辆。但原诗并无“牵牛”和“织女”盼望相见之意，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牵牛”和“织女”，只是人间男耕女织文化的象征。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又把“牵牛”和“织女”想象成隔“河”相望却不能相聚的情侣，为了解决他们被“河”所隔的问题，又找来“乌鹊”帮忙。这个情节，在汉初的《淮南子》里有记载，该书说：“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
这句话虽然在今本《淮南子》里没出现，但在宋陈元靓编撰的《岁时广记》里被引用过。唐人每提及牛郎织女之事，常提及“乌鹊”，如李邕诗：“织女桥边乌鹊起，仙人楼上凤凰来。”李商隐诗：“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可见《淮南子》确有此语。同时也证实在最早的牛郎织女传说版本中，为牛郎织女搭桥的是“乌鹊”。
早期乌鸦很吉祥 常与太阳相联系
《淮南子》提到的“乌鹊”，是一种鸟还是两种鸟？是指乌鸦还是喜鹊？在古代文献中，一般称乌鸦为“乌”，称喜鹊为“鹊”。且“乌”和“鹊”经常连用，就像“牛羊”、“豺狼”等词一样。有人检索过《四部丛刊》，发现“乌鹊”一词出现的次数竟达324次之多，其中大多数指乌鸦和喜鹊两种鸟。在汉初，人们不会称乌鸦为“乌鹊”，也不会称喜鹊为“乌鹊”，所以《淮南子》所说的“乌鹊”，应指乌鸦和喜鹊。
为什么早期的传说是乌鸦和喜鹊为牛郎织女搭桥，后来却把搭桥之功全归到喜鹊身上呢？
原来，在唐代以前，乌鸦和喜鹊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吉祥鸟。它们都属于鸦科鸟类，同出一源，都常在人类身边生活，和麻雀一样，是“亲人鸟”，自古至今一直和人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相比之下，乌鸦在早期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更重要。在远古先民的心目中，乌鸦并非不祥之物，而是载日飞行的神鸟。《山海经·大荒东经》称：“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个“阳乌载日”的神话，在古代彩陶上得到了印证。在陕西泉护村和河南庙底沟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残片中，都出现了“金乌负日”图案。有学者认为，远古先民之所以将“乌”和“日”结合起来，是因为在对太阳的长期观测中，发现了“日周围有黑云”、“日中有黑子”等现象，加之东夷部落以乌为图腾，于是创造了“阳乌载日”和“日中有乌”的神话。
远古时期“阳乌载日”的神话，到了殷末周初，又引申出一个太阳的使者——“赤乌”，并成为周家受命之祥。《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引《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赤为太阳之色，太阳是天地的象征，因此“赤乌”在古人心目中也代表天意。自从“赤乌”成为周室兴起的标志后，在历史上便成为预示着王业归属的祥瑞之鸟。相传三国时孙权见“赤乌集于殿前”，便将年号改为“赤乌”。
“乌鸦反哺”成“鸟中曾参”
在古人心目中，乌鸦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孝鸟。《说文解字》曰：“乌，孝鸟也。”《尔雅翼》云：“乌，孝鸟也。始生则母哺之六十日，至子稍长，则母处而子反哺，其日如母哺子数，故乌一名‘哺公’。”于是，“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一起，成为古人宣传孝道的经典案例。古代还流传许多“人子至孝，感乌而至”的故事，“乌鸟私情”、“乌哺”等词语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化意象，并在后世广泛流传。唐代的白居易，甚至称乌鸦为“鸟中之曾参”。此外，“乌啼”在唐宋以前也普遍被人们视为吉兆，有“乌啼兆吉”之说。相传南朝民歌《乌夜啼》曲名的由来，即与“乌啼”兆吉有关。据记载，刘义庆因与刘义康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大惧”，他的姬妾夜闻乌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后果遇赦，于是作了《乌夜啼》一曲。另一说法是，《乌夜啼》是何晏之女所作。当初，何晏被捕入狱，有二乌止于屋上，何晏之女说：“乌有喜声，父必免。”于是便作了此曲。
唐代之后乌鸦渐成不祥之鸟
尽管乌鸦的物象和啼声在早期被视为祥瑞之兆，但从战国时代起，就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且愈演愈烈，至宋代，最终成为民俗中的一种禁忌，被视为不祥之鸟。屈原在《天问》之中，已对“阳乌载日”的神话提出质疑。在《涉江》中，更将乌鸦视为恶俗之鸟。古代流行“乌卜”，即以乌鸦占卜。早期的“乌卜”，多以乌鸦为吉兆。自汉代以后，便以“乌群斗”、“乌鹊斗”为凶兆。如《汉书·五行志》认为，汉景帝三年出现的白颈乌与黑乌群斗事件，预兆了楚王刘戊谋反而死。汉昭帝元凤元年乌与鹊斗，则预兆了燕王刘旦谋反一事。《世说新语》佚文也有徐干梦见乌鸦遂以恶终的记载，使人们将乌鸦与谋反、死亡等联系起来。
到了唐代，很多人已不相信乌啼为吉兆了。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乌鸣地上无好声”。认为乌鸦的叫声为不祥之兆。在唐人诗歌中，常将乌啼与秋冬悲凉萧瑟之景相衬，表达一种悲哀忧愁的情绪。以乌鸦为题材的传统绘画，也重在表达这种意境。至宋代，进而出现了“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的奇特现象。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三·乌鹊鸣》说：“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到了南宋时期，南方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南方人视乌鸦为不祥之鸟的观念逐渐成为主流。而此后这种观念在元明清时期继续扩大其影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乌鸦在牛郎织女传说中被淘汰出局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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