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佛山现象：“新常态”下的城市样本
■编者按
佛山，不是特区，不是省会，也不是国家新兴产业重点扶持地区。它在中国的城市序列之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却被誉为书写了上一个三十年的“中国故事”。尤其在中国经济迎来“新常态”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佛山现象”本身成为了一种现象。
过去四年多里，佛山被国家部委、研究机构乃至外媒关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历年之最：经济学人杂志、FT中文网、华尔街日报等先后刊发专题文章解读佛山；张燕生、李铁、吴晓波、肖耿、郎咸平等知名研究人士也纷纷发文肯定“佛山模式”。
在新任市委书记接棒、佛山发展承前启后的时刻，再次搜集与呈现这些文章与观点，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可从中收获未来的信心，也可借此憧憬佛山的前景。
或许就如《经济学人》记者Simon Cox所说，“我们对佛山感兴趣，是因为从佛山可以看到未来中国一些城市发展的方向。”
◎摘录
出处：FT中文网，2013年11月11日
《从佛山看中国改革》
佛山城市案例研究令我们相信中国很有可能在今后十年至二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佛山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关键在于当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良性互动的关键因素能够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并可能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复制生效。第二，中央政府正着手启动新一轮转变政府职能的重大改革，以系统应对已经出现苗头的结构性经济、社会、环境风险及相应的增长阻力。佛山作为领先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锋，其经验与挑战值得深入探讨。
把握外部机遇，启动内生型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佛山最主要的经验。佛山把握住市场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通过把政府的财权事权下沉到最基层的村镇，把资源配置和经济决策权分散到最微观的乡镇企业和个人，把政府有形的手、市场无形的手、企业创业的手和外来竞争压力的手结合在一起，推动市场经济内生性增长因素的萌芽不断培育成长、转型和发展。佛山的高增长还得益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明确的角色划分与良性互动。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引导和培育市场因素的形成与民营经济的发展；随着佛山经济的发展，市场又反过来推动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推动政府改革。政府与市场不断演进的互补互促是佛山模式的精髓。
◎摘录
《六个佛山故事》
出处：《南方周末》，2013年12月6日
佛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并且一直走在增长的前列——自1979年以来，佛山人均GDP从300美元提高到了14828美元。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政府与市场对立的故事，而是不断演进的政府与市场互补推动增长的故事。这种互补至今仍然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并且依然还在变化。通过佛山的经历和活力，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未来增长的轨迹。
这是一个30年的放权故事，包括向市场放权、向基层放权、向社会放权。比如，到2010年底，佛山市除了公安局、教育局、交警、社保没有下放权力之外，其他大部分部门都将权力放到镇街；佛山活跃着1000多个行业协会和非政府机构，位于中国的地级城市之首。
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其角色，从中央计划体制下代替市场转向培育市场，主要包括制定有助于界定财产权、执行财产权、促进产权交易和解决产权争议的制度框架。有形之手通过政策体现，包括吸引外资、创建和私有化乡镇及村办工业企业、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及交易市场、外包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人才。
佛山土地市场的创新对产生财富和收入及利益的共享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佛山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地方政府在全国改革的过程中很早就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为工业及商业活动进行交易。随着土地价值的稳步上升，产生的财富在佛山居民中间进行了广泛地分配，从而催生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并促进了收入的增长。
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吸引人才并且为佛山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佛山的地方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三茂铁路，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联合投资的铁路项目；佛山大桥则是中国第一座根据“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方案由私人投资建设的收费大桥。
◎摘录
《New frontier》（《经济新领域》）
据香港智囊机构经纶世界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称，佛山最能代表中国的“经济新领域”。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的帮助下，经纶世界经济研究院正在对佛山进行研究，希望从中找到一些线索来窥探中国其他地区的未来。
该研究院认为，佛山的案例与中国的其他地区有一定关联。和附近的大都市深圳不同，佛山从来都不是经济特区。和附近的广州市也不同，佛山并不是省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佛山，这一目标已经实现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佛山市顺德区首先开始把政府支持的企业转卖给企业的管理者、员工和外部投资者。如今，佛山市平均每20个市民就拥有一家私企。在2012年，这些私企的增长速度是现存国有企业的两倍。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要求，私人资本应该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9年里，佛山市政府允许私营企业对500个项目进行竞标，其中覆盖了发电厂、自来水厂和垃圾焚烧厂等项目。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缩减政府机构的规模；在此之前，顺德区已经把41个政府部门削减为16个。
出处：《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1月11日
◎摘录
作者：吴晓波，财经作家
《第三场转型之战为什么放在这座城市？》
有这么一座城市，在沿海企业倒闭风潮中，依然保持8%的GDP稳定增长，人均GDP在10万元以上，甚至超过了魔都上海。
有这么一座城市，在逃离制造过剩与投机新兴产业的跟风中，依然坚守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实体经济，以家电、陶瓷等产业闻名天下。
有这么一座城市，不曾依赖外资或者央企，数十年来培育了扎实的本土经济，在气候骤变中不动如山。
有这么一座城市，诞生了美的、万和、志高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巨头，以逼仄的资源在危机中依然保持旺盛的活力，并持续造就民富。
有这么一座城市，在举国疯狂投资的虚假繁荣中，对追逐政治经济周期的拐点并不狂热，将更多的资源与精力聚焦于工业设备、技术和人力等领域，缓慢塑造一座城市最真实的核心竞争力。
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在现代中国经济格局中以自身独特的“禅意”默默定鼎于危机风雨中。在深圳和上海之后，我们没有选择北京，也没有选择广州。佛山，成为了第三场转型之战的地点。
◎摘录
作者：肖耿，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
《为什么中国需要佛山模式》
佛山所取得的发展、正在面临的问题，温州、东莞这一类城市，也都曾经经历，以及正在经历。佛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案例。
我们看到，凡是佛山面临的问题，都是全国的问题。中国每个城市成功的方法，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问题都一样。
我们跟佛山市领导讨论时，问他们，佛山成长有什么秘密？得到的答案是没什么秘密，因为佛山什么都不是，又没有资源，又不是省会城市，又不是特区。它唯一能做的，就是竞争，就是面对市场，因此是市场在资源分配上起决定作用。
讲到佛山，有几个重要的点。首先是业绩，佛山的人均GDP超过北京、上海。麦肯锡做过一个研究，全球最有活力的75个城市中，有39个在中国，佛山排在第13位。佛山的人均GDP一路领先，接近15000美元，已超过了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12616美元，2012年）。
佛山的民营经济比其他城市先进很多，很早就关注国内市场，佛山净商品出口从2006年占GDP的30%减少到2012年的18%，其转向比温州（25%）、东莞（32%）、深圳（37%）更有效。佛山的30个专业镇，每个镇有一个工业集群，都跟全球供应链连在一起。此外，佛山吸引外来人员前来打工，当地一半以上人口都从外地来。佛山通过公共服务改革，使他们利用良好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保服务。
◎摘录
作者：孙不熟，城市规划从业者
《佛山，中国工业城市的“独角兽”》
2014年佛山的工业总产值接近2万亿元，在省内仅次于深圳，在全国可以排到第五名，超过很多传统中心城市。对于一个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远逊于一线城市的地级市来说，能在工业上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不简单。不仅如此，佛山的工业还有十分明晰的地方特征。
与传统中心城市依赖于国资与外资不同，佛山的工业主要由民营资本推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佛山规模以上民营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9.6%。在GDP构成中，佛山民营经济占比也超过60%，不仅超出全省平均值10多个百分点，还超出广深两个一线城市20多个百分点，是珠三角城市中名副其实的民营经济大本营。在国际贸易持续疲软的大环境下，佛山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稳步增长，与其民营经济发达有很大关系。
佛山工业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其产业形态主要集中在陶瓷、家电、纺织服装、家居制品、塑料制品等消费品领域，并发展出美的、格兰仕、志高、万和、海天、新明珠等领军型企业。这些企业与佛山血肉相连，形成了佛山经济极为鲜明的地方特征。这与东莞苏州的出口加工业、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上海天津的高端制造都不同，就像一只独特而强大的独角兽。
此外，产业形态集中于消费品，也让佛山企业对市场十分敏锐，能够根据市场信号做出及时的策略调整，也有助于继续提升民营经济的活力。
■声音
珠三角发展模式有三种，我较看好佛山这种“养孩子”自主发展的模式，对这一模式的研究，对全国有更好的示范意义。佛山，不是特区，也不是省会，也不是国家新兴产业重点扶持地区，就是一个地级市。佛山模式的特征就在于靠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环境，激发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靠“养孩子”的模式，自主生产的体系，草根发展的动力，靠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相互补位，让工业成为广东第二、全国第五。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就“佛山下一个三十年”接受南方日报专访。
城市化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既有初始阶段，也有逐步发育的阶段，还有相对完善的过程。对佛山来讲，整个片区城市化水平是不一致，或者说是不同步的。佛山城市化率已经超过94%，大部分已经是市民，农民转市民不是佛山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更多的是如何提高市民公共服务水平的过程，其中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是佛山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面临的重大挑战。政府必须进行制度变革，使他们真正融入佛山城市化进程，成为新市民，将临时打工心态转化为长期就业心态。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前往佛山参加“中欧城镇化合作论坛”时表示。
最近全球经济都很低迷，中国也一样面临着艰难的困境，但佛山却亮出了靓丽的成绩单，2015年上半年GDP增速8%，靠什么？民营经济及制造业！我一直强调，要改善营商环境，要降税，要发展制造业。不要太迷恋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这一基础，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经济学家郎咸平在点评2015年上半年的佛山经济表现时说。
作为一个普通的地级市，佛山能够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人均GDP甚至超越上海，成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锋城市，这是我当初选择佛山作为自己重要研究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从佛山看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中国越来越乐观，对佛山更是充满信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思在参加“2013佛山—全球对话”国际会议时表示。
佛山的核心价值是代表广东的文化底蕴与经济未来。佛山要敢于抢位占位，抢占制高点。在城市营销与区域营销时，佛山要敢于向全中国、全世界喊出来：岭南在这里，岭南的魂在这里，根在这里，不来佛山走一走，等于白来一趟广东！
——著名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就佛山城市定位接受南方日报专访。
我认为中国和佛山的发展路径，需要落实到具体项目。要不然，工业4.0会沦为一个空有炒作的概念。具体到每个企业，需要制订一个总体路线图，然后按照规划，一步一个脚印去实施路线图上的项目。但对于企业来说，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投资回报，否则一切都不能持续。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王海滨就佛山如何推进“工业4.0”接受南方日报专访。
佛山接下来要怎么走？我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对现有城市进行升级，一个是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在城市升级上，政府不能抽象设计一个线路，应该看看发达经济体的城市发展经验。作为广州大城市边上的一个卫星城，佛山需要明确自己的比较优势，不仅要看清楚自己能做什么，还要与周边其他卫星城进行对比。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佛山新型城镇化之路接受南方日报专访。
佛山的优势就在于依托深厚的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独特粤商文化，这里的民营企业坚守事业之路，摒弃‘短平快’的赚钱路线，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价值观。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接受南方日报专访，剖析佛山竞争力。
如果佛山有一条正确的产业政策发展方向，它需要一个杠杆，就是金融，那支点是什么？就是本土的金融组织，本土金融组织如果形成这个支点，政府只需在杠杆的动力臂一压，就可以撬动大量的社会资源。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时任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在2012年接受南方日报专访，剖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佛山路径”。
整理：南方日报记者 王芃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