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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阳光袁庚”的故事

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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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和“阳光袁庚”的故事

《袁庚传》作者涂俏与袁庚老人在一起。

涂俏

去采访我的对立面吧!

2004年,那年我正漂泊香江谋生,在《香港文汇报》担任首席记者。8月,那个炎热的夏天,报社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深圳的蛇口采访一个叫袁庚的老人。

采访时间不过三个小时,袁老很健谈,人也相当随和,气氛相当地好——好到我甚至为此着迷,幻想着是不是应该为眼前这位老人做点什么。

访谈的间隙,我问,袁老,有没有人为你写过传记?

他呵呵一笑,狡黠地坏坏地笑,没有哦?!

真的吗?我问。

他很肯定地点点头,很认真地加上一句:我不要传记,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是后来者写的。

也许,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两三句话,激发了我的斗志吧,我当下在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为眼前的这位睿智老人写一本精彩的传记。

告辞前,我又一次斗胆提出了写传记的疯狂想法——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胆子大到有点冒昧的地步。我的想法很简单,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对面的袁老大概觉得我不是开玩笑的,也很认真地答复我——我这个人嘛,很不讨人喜欢的,有好多对立面的。这样吧,如果你执意要写我这个糟老头子的传记,那么就请您去采访我的对立面,如果采访完了,你依然觉得我的人生有价值,那么,就欢迎你来为我写传记。

我的认真超出袁庚当年的想象,很快,我就在蛇口寻找到了袁庚的对立面,并且采访了他,在他说了袁老一大通坏话之后,我的直觉告诉我,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不会错的,这又一次坚定了我的信念,我必须给这个叫袁庚的老人写传记。

当然,我带着袁庚对立面所说的一大堆负面情报去找袁庚访谈,就在我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大通之后,老人笑嘻嘻地摊开双手,那很像缴械投降的样子。好吧,女间谍,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你打算从我人生的那个时间点开始?

什么?这一切也来得太快了吧?!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被傻傻地钉在那里。

抓紧时间吧!袁庚说,我老了,时日无多。

史上少有的不审稿的传记

从2004年8月至2006年3月,作为《袁庚传》的作者,我和晚年的袁庚展开了一段短暂而开心的密集性交往。

由于袁老年事已高,每次访谈的时间都不宜过长,我把每次的访谈时间定在每日30分钟以内——每隔一日的早晨,我会准时出现在他家楼下,按下门铃,轻轻地潜入他家的客厅,而袁老也极认真,他总会提早15分钟穿戴整齐地坐在沙发上恭候我。

有的时候,遇上袁老雅兴大发,他会在书桌前练习书法。坦白说,他的字写得很漂亮,常常有晚辈或同辈来索要墨宝。有的时候,我看得眼热,也嚷着求他给我写一副。他总是会说,等等吧,我一定会好好地给你写一副。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他精益求精地练习,直到最后,我始终没有拿到袁老的墨宝。

考虑到袁老的年龄太大,在审稿时,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冗长的章节每次都分成短小的篇章,我把新篇章打在A3纸上,拿去给他过目。

为什么要给我看?他不解地问。

——因为你是传主耶。

——传主怎么了?

——传主要审稿耶。

他听到这话,突然站了起来,绕着我走了两三圈,仿佛我是天外来客。天啊,我不过就是替别人写传,希望传主审稿的传记作家好不好!?

他摇摇头,我不审稿,小涂,记住,你不用对我负责,你日后只需要对历史负责。你只需要对事实负责。

这样一来,我肩上的担子倒更重了,我必须以百倍的认真去自己审读,自行纠错。袁老不审稿的结果是,2008年春天,第一部《袁庚传》出版问世,蛇口人只揪出了唯一的一个错误,一个时间上的错误。

令人唏嘘的不仅如此,不仅仅是他不审稿,他的家人与后人对我的这部传记,也从来没有提出过需要审读的任何要求。

与阿兹海默症的斗争

2006年3月始,袁老检测出罹患阿兹海默症。

这段时间的袁老很讨喜,由于疾病的原因,他的思维总是不自主地定格在年轻时代——也就是东江纵队的情报生涯里。这时,他已经慷慨地把“女间谍”的称号封给我,因为我挖出了他少年浪漫的情史,了解了他年轻时血性方刚、快意恩仇的一面,这和他晚年的豁达与沉稳大相径庭。

有一次,我在沙发上正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决定抛出一个重量级的女性名字去“吓唬”他。我忽然间念出了一个名字:王柏(袁老的第一个女朋友,东江纵队女游击队员),老爷子的眸子一下子晴朗起来,浮上一丝久违的微笑。他看看我,目光突然警惕地搜索着四周,当他看到没有什么特别动静才嘿嘿一笑。这时,我决定再接再厉地“吓唬”他,我又抬高声调说出一个名字:张瑞芳。这时的袁老腾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用长长的食指戳戳我的鼻尖说,好多年了,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啊,原来小涂你就是潜伏在我身边的“女间谍”啊!

在我的眼里,这位资深“老特工”分明就是一个“阳光老男孩”呗。

(涂俏系《袁庚传》作者,曾供职于《深圳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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