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非职业戏剧人”的“穿越”生活
从事金融行业的施至霈（右四）和队友们在排练。
演出前，黄钊（右）和队友们紧张地对台词。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分身剧社”成员聚餐合影。
本期导读
在羊城的舞台上有这么一群人——参与戏剧，却将其视为一种爱好而不是赖以生存的饭碗；不靠演戏挣钱，而是让戏剧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被称为“非职业戏剧人”。
不久前，由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第十届广州大学生戏剧节暨第三届青年非职业戏剧节，给这群活跃在广州大大小小舞台上的“非职业戏剧人”一个集体登台亮相的机会。和“圈内人”不同，他们排练时常常因为没有场地，不得已而四处辗转；演出时没有华丽的服装，只能自己操刀；有时候台下仅有几位观众，甚至连表演的舞台都没有。
一方面，“没场地、没资金、没正式演出”的“三无”困境，是大多数非职戏剧人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另一方面，在广州的“非职业戏剧人”群体中，“90后”一代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这群在外人眼中“疯疯癫癫”的年轻人像是春天里的野花，将这一代人特有的锐气和鲜活注入到了戏剧之中，虽不精致美丽，却依然灿烂绽放。
通过“非职业”的舞台，这群年轻的“非职业戏剧人”在都市里过着从日常到剧场的“穿越”生活。借助舞台，有的人在此给自己找了片心灵的“栖息地”；有的人则希望在职场之外“解个闷”；还有的人则用一股纯粹而原始的“冲劲”去实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理想，试图去演绎另一种多姿多彩的悲喜人生。 ●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 实习生 施李艳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故事一
“待业青年”的“逃花源”
“数千年前，先祖张姓兄弟躲避战乱，带领村民寻得一处繁衍生息之地。在这里，男以动物取名，女以植物取名，族人敬畏众生，族规严格，无意踩死蟑螂也要判罚重刑，男女要经过‘适配’方才可以结婚。”这便是“待业青年”黄钊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逃花源》中的剧情设计。
在戏里，这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村庄”，犹如一个气质特别的“小社会”，黄钊给众人呈现了一个有别于现实传统的舞台世界。相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这个“逃花源”虽同样是超然物外，却并不自由闲适，反而暗藏危机。
“逃花源”——欲“逃”而不得。或许，这就是当下的黄钊在现实和梦想的“撕扯”之下各种复杂思绪的戏剧化反映。今年6月，山东小伙黄钊从南京一所高校硕士毕业，但和一部分应届毕业生一样，他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和困顿，他的“戏剧梦”在现实中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挫折。
学习戏剧文学专业、热爱表演的黄钊自小爱戏，中学时代学校一旦有艺术节，他总是班上最积极的那一个。“当时学校让排课本剧，我就想着，谁也没说非得要按照语文书上写的那样排啊！”于是，黄钊便拉着一帮同学，将历史书的内容进行修改，排成了一部《文成公主进藏》的课本剧，最后居然还拿到了一等奖。
“当时哪里懂怎么写剧本、导演戏呀，只是觉得好玩，蛮有意思的。”黄钊笑着说。后来，从山东老家考到了南京读大学，依然不改看戏的习惯，时常跑上海的各大剧院，“有时候，实在没钱去不了剧场，就在网上找视频、买光盘，过过瘾。”
2015年初，黄钊原本有机会拿到一份戏剧专业留学的录取机会，但造化弄人，最终因为英文成绩不够理想而未能成行。这大半年，黄钊因为没工作成了“不待见”的那一类人。“干不了戏剧，就找其他工作啊！”由于家庭条件并不算富裕，父母对黄钊在戏剧上的执着并不算支持。
如今，大半年过去了，黄钊依旧对表演“贼心不死”，还在广州扎根了下来。
“原本，我来广州是因为有个表演方面的工作机会。当时，我把房子也已经租了，表演培训班也报了，还跟家人沟通了很久，他们才同意让我在广州留下来。结果事到临头，没想到这个机会又泡汤了。”但他坚信，“我一定能在非职业戏剧这一块继续走下去。未来，我总会有个去处。”
这半年多来，因为不好意思向家人要钱，黄钊活得相当窘迫，甚至连最基本的演出费用都一度筹措不出来。
“没钱，真的很穷。广州物价比山东高，排练场租、演出道具之类基本物资我们也得掏钱买，这一次幸亏《逃花源》在最近广州第三届青年非职业戏剧节大赛上拿了个三等奖，不然剧社后面都要揭不开锅了。”说到这里，黄钊非常无奈。
在这部剧中，5个演员共表演了20个角色。黄钊一人身兼编剧、导演、演员。《逃花源》算是“跌跌撞撞”勉强进了决赛，决赛演出前3天，女主角妈妈重病，黄钊不得已只能拉了一个朋友临时帮忙，“没想到，最后决赛演出还是出了技术意外。”
由于女主角临时替换，原本计划拿来合成、走台的三天都用来帮“新人”排戏。果不其然，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还是在表演节奏上出现了差错。
虽然有瑕疵，但评委中依然有人给出了高分。“我在其中看到了富有趣味和深意的创思，尤其是青年人可贵的锐气。就像剧中人要逃出束缚她的村子一般，这群戏剧人也在剧场里坚持着他们的选择。”一位评委老师点评说，“于他们而言，这部戏既是一个艺术起点，也希望能成为一个人生的起点。”
故事二
通过表演找回轻松与快乐
从2013年起，广州大学生戏剧节便引入了“青年非职业戏剧”单元，尤其是近年来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成立戏剧教育培训部后，不少爱好者就三五成群组建了“非职”剧社。“同声同戏”剧团就是一例，“金融男”施至霈就是剧团中的其中一员。
施至霈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其实很多年轻人参加剧社的目的，并非出于什么“崇高的理想”，有人是为了解闷儿，有人是为了练习普通话，还有人则是希望多接触一些人，甚至包括找对象，都是非常“轻松的目的”。
施至霈现在广州一家金融外企做技术后台，“人际圈子相当小。”去年12月，无意之间他通过朋友的介绍，去了13号剧院看了一场话剧《下一站》，从此便一脚踏入了戏剧的大门。
《下一站》与传统戏剧有很大差别，没有布景、没有戏服、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道具，4位演员全靠肢体语言和灯光阐述故事。施至霈清楚地记得：“我好几次笑得岔气，最后却潸然泪下。”从那一次开始，施至霈就对肢体剧产生了极大兴趣。
实际上，施至霈所在的“同声同戏”剧团此次在“青年非职单元”亮相的作品《穗城碎画之强力爆开》便借助了不少形体剧形式。他们以肢体表演串起了普通人生活的细节，一些奇妙的小细节如保温瓶、保鲜盒、盐罐子都被用作现场乐器，令人惊喜。
这种表演带有强烈的“一人一故事”风格，施至霈也坦言，自己相当钟情“即兴集体创作”这种模式。他说：“想想看，在一场演出里，只要说出你的故事，我们立刻为你将故事在舞台上重现出来。我们事先不会商量，角色安排、出场顺序、台词动作等等的一切在演出开始前都是未知的。”
故事和演出都是参与者彼此最好的“礼物”。“通过即兴表演，我学会了喜悦。”施至霈说。
“有一个空间，有一群人，大家可以说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事，开心的、悲伤的、平淡的……自从演戏以来，我的心态有了很大改变。”参加工作后，施至霈时刻都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非常辛苦，“排戏、练习也很辛苦，但这和工作是不一样的，我学会了开心、分享。”
自从毕业后，施至霈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开心的辛苦”了，“话剧为我找回了这种感觉。”
每一次排戏，在他眼中就像一个大party，一帮人玩得都很开心。“一次，我们排完时间已经很晚了，导演要回去吃饭，我们就把整个剧场变成一个迪斯科厅，在那里‘自high’，导演回来后差点被我们吓到。”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没想到，这段“意外”的小插曲却被导演改编融入到戏里去了。施至霈笑着说：“导演说，这才是我们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也是一种创新、开发、实验。”
刚开始的时候，施至霈也会苦恼，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跟导演“不搭调”，“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排，我可能觉得，那样呈现出来不好看。”经过一年的接触，他欣喜地发现，整个团队运作起来呈现出来的效果已经高于心中的预期了。
他相信，“非职业戏剧人”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虽然没有系统地学习戏剧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那样的，但我们不受禁锢，常常会有在职业戏剧人眼里看来特别奇思妙想的东西”。
现在，除了上班，他几乎下班和周末都是投入到了戏剧中。施至霈说：“现在我交的朋友一半都是话剧里面的，大家经常会约起来一起玩，聊聊戏剧以外的生活。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放松，很快乐。”
故事三
寻找童年微笑的“大孩子”
《小王子》问世到现在已经73年了，根据这本“写给大人的童话”制作的戏剧电影作品有很多。“看着小王子寻找童真、寻找微笑，已经步入成年人阶段的我们，心底可曾会变得柔软一点么？”即将步入社会的大三女生舒莹这样问自己。
她是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分身剧社”的社长，用她的话说，3年前的自己还只是啃书本的“小书虫”，通过戏剧她已经在管理上很有一套了。
“参加大学生戏剧节，从早上集合到通讯录分发，再到彩排、走位、对灯光、安排演员休息、订餐等等，整个流程我已经游刃有余。”更让舒莹感到欣慰的是，撇开戏剧，即便是延伸到日常其他工作，她也能在细节、大局上准确把握。这一点，从她在演出时机智的临场应变就足以看出。
即便如此，舒莹依然是一名身在“象牙塔”内的女大学生，对于即将步入社会所要面对的“成人世界”，她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焦虑，这些都丝丝缕缕地渗入到了戏剧表演里。
在“大戏节”比赛中，舒莹扮演话剧《我要上天的那一晚》里的“小狐狸”。戏的情节很“老套”：“小王子”为了救心爱的玫瑰花而去地球寻找微笑，结果遇到了受到生活处处逼迫的“白领”，以及一群被名利场拘禁而忘却微笑的成年人。可是就这么一个“老套路”，一种莫名的心酸感依然涌上心头。
“戏里，我是一只待在动物园里只知道啃鸡腿的懒狐狸，也是‘白领’小时候最好的玩伴。以前的小狐狸还是活泼可爱的，随着‘白领’的年龄越来越大，去动物园找小狐狸的次数越来越少，到最后再也没去过。小狐狸也渐渐被牢笼驯服、变得麻木，也丢失了微笑。”这是舒莹最为感动的一段，她希望通过“小狐狸”这个角色，给观众讲述“白领”从小孩到大人的心理转变。
事后，有评委这样评价这部戏：“不是赢在它的技巧有多棒，题材有多新颖，脑洞有多大，而是赢在了选题以及编剧对题材矛盾的理解上。”
“这部剧的创作主旨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还是能一如既往地保持童真，希望在社会中戴着面具生活的‘大人们’用微笑面对或许枯燥、或许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舒莹笑着说。
这种矛盾和无奈其实是舒莹在话剧社工作时慢慢产生的。
如今，话剧社人来一批、走一批，人才很匮乏。作为社长，舒莹最头疼的是如何加强团队凝聚力和责任感的问题，她深知从事话剧表演不太可能短期就能见效，需要有极好的耐心，否则就只能停留在“小打小闹”的层面上。她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团队现在17个人，但真正是从大一坚持到大三的不超过5个。”
现在，舒莹和队友开会，不仅只聊戏剧方面的内容，也会谈到以后的职业规划。“说实在话，大家都有顾忌。我是很想把戏剧作为一种终身兴趣，但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万一弄不好可能会丢失这个爱好，所以，我也在考虑中。”她说。
资金也常常令她头疼。“学生剧社一向比较穷，学校一开始支持比较少，基本上所有的费用都是社员自己承担。”由于队员人多，外出参赛订宾馆时，常常会几个人挤一间房，最高纪录是“12个人挤了一间双人床，只有两个人有床睡，其他都睡在地上。”
但对于未来，舒莹依然是抱乐观态度的，甚至对于广州的话剧市场她也有自己的建议和想法。舒莹说：“通过比赛，我们还接触到了湖北武汉的‘心心相印’剧社，他们在武汉、长沙都会有联合会，能把各个高校和剧团都联系在一起。”外地剧社在道具资源、课程资源的共享经验，着实让舒莹羡慕不已。“广州的‘非职’戏剧做得不错，但未来在整体上该如何提升，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