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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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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

《从司马光书房路过》徐剑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叶克飞

前几年有两部相当火爆的穿越连续剧,分别是《宫锁心玉》和《步步惊心》。它们都以四阿哥胤禛和八阿哥胤禩为主角,在言情中穿插宫斗。有一天,一个女中学生跟我提起这两部剧,说得眉飞色舞,尤其是提到四阿哥与八阿哥二人的各自性格,更是用上了“帅”和“温暖”之类的词。

女孩子煲剧时“花痴”一下,本属寻常。可让我惊讶的是,除了女主角的穿越部分外,她完全将整个剧情当成了历史,仿佛那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就是两个长得很帅的阿哥为了一个女子神魂颠倒,恩爱痴缠……

我一度以为这是极端例子,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以电视剧当正史的大有人在。我并不反对戏说式电视剧的流行,毕竟作为娱乐无可厚非,但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将之视为史实,那便值得深思。读史使人明智,但我们该如何读史?我们又如何让更多的人读史?

在推出的《不觉浅——指尖上的历史》一年后,徐剑的又一部历史散文力作《从司马光书房路过——〈资治通鉴〉中的繁花与冷雨》,在某种意义上恰恰解答了这两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读史?

对于有心读史之人来说,“多看一手书”是一条准则。尽管“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是第一手资料也未必真实,但相比第二手乃至第N手,它已相对多地避免了各种粉饰、篡改和曲解。当然,与历史学者追求的“一手史料”不同,普通人读史,无需像当年傅斯年在史语所倡导的那样,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只需将“一手”这个范围界定为《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即可——即使《二十四史》始终难逃“胜朝修史”的桎梏,常常丑化前朝,美化当朝之发迹。《从司马光书房路过》一书选择以《资治通鉴》作为原始读本,可谓上上之选。

中国历史漫长,其间种种故事,撰史者写不尽,我等后人也读不完。这是一座可让人知兴替的富矿,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不过,相比文本,读书之人的思维与眼界更为重要,同样一本书,不同的人读来会有不同的收获,一本书所托非人的情形时有发生。而在《从司马光书房路过》一书里,我们见到的是作者对依托文本的熟读和透彻见解。读史最忌两个极端。一种极端是轻信,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不等于历史,它因政治环境(尤其是胜朝修史这一点)、价值观和史家的水平,会产生各种偏差甚至歪曲。但如果据此产生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不可读亦不可信,那便进入了另一种极端。毕竟,时间足以检验一切,史籍能够流传至今,一方面是幸运,另一方面也因自身过硬,毕竟“伪劣产品”经不起历代研究者的考验。在《从司马光书房路过》一书中,徐剑剥茧抽丝,在史料中拾取吉光片羽,不轻信也不盲从。文本依托《资治通鉴》,但对史料的比较与分析,却明显跳出了单一文本,代入了作者本人多年读史的种种“历练”,以及这种“历练”所收获的种种灼见。也正因为作者的多读、多比较、多提问,使得这本书能够多角度接近真实。

读史的比较,可以不同朝代对比,也可今昔对比,也可中外对比,比较过程便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可以去伪求真,可以洞悉春秋笔法。

在《从司马光的书房路过》中,徐剑并未过多地以文字来直接进行这类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比如纵向比较,书中触及现实的文字并不多,且多半点到为止,如《唐宣宗的干部政策》一文,谈及基层历练。但含蓄、沉敛本身便是深厚的笔力,认真读之自有所获。书中的《高级马屁术》一篇,以安禄山“身在基层,心向长安”的经历作为开篇,讲述他以马屁邀宠,最终断送开元盛世。若此篇到此为止,已有相当大的思考空间,但作者熟稔史料,信手拈来,又以直言的西晋刘毅作为比较,点出“一根筋下属”的可贵之处,像这类比较,真让读者有多多益善之感。

而且,谈史离不开价值判断,即使不做褒贬,即使客观记录,作者的价值判断都体现于文本之中,值得细细体味。如书中的《大唐政坛的“愣头青”》一则,谈及白居易被写入《资治通鉴》,非因其诗才,而是因为敢言。尽管身为高级公务员,却能不改书生本色,无视官场潜规则,结果被贬江州,落得“江州司马青衫湿”。字里行间的惋惜,使此书超越了所谓的“官场宝典”——当下许多历史读物都主打官场,以“宝典”“秘籍”姿态出现,非但是误读,格调也低,徐剑的认真思考,显然使之避开了这种迷思。

当“读”与“史”两个字连在一起时,就不仅仅是“看”这么简单,更要思考。

《从司马光书房路过》是一本通俗易读又不失厚重的历史读本。它以“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来区分章节,自成体系,不过全书的真正焦点依然是人。人才是历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个体的命运与选择,不仅仅与大时代交织,也影响着历史进程。钱穆曾说:“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还曾说“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

因此,“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如果读史者想尽量消弭与历史的时空距离,便需要与古人有心灵接触。而这种接触,完全以鲜活故事为基础。在故事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热闹,还有人性。

书中故事归根到底讲述的是人性。如《贪吝的项羽》一篇,揭开了项羽性格中的极大弱点——缺少恒心、性格贪吝。仅是这两点,项羽便注定失败。另一篇《史思明的宿命》,写史思明残忍好杀,又宠信小儿子,引来精明干练的长子史朝义不满,最终引发了父子相残的剧情。不是剧情,而是历史的真实。如此不绝史册,都是人性体现。

我们也不能抛开大时代去品评人性,还是钱钟书说得好:“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李渔也曾说:“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如果以当下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套用在古人身上,显然是大谬,也是对古人的不理解。从司马光书房“路过”这一说法,一方面是作者自谦,因为书中种种记述与体会,唯下苦功方可得,唯去书房里翻箱倒柜埋头苦读方可得;另一方面却也有贴切的一面——所谓旁观者清,如有一颗对历史的敬畏之心,那么以“路过”的姿态读史,看似身在局外,实则却能设身处地,为古人谋,方能做到“理解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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