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跨越“天梯”的“诗篇”
纪录片《我的诗篇》导演之一吴飞跃。
萧寒在工作中。
本期导读
说到纪录片，不少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小众、文艺、先锋等词汇。近年来，以央视纪录频道开播为标志，国产纪录片掀起“逆袭”之势，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也为纪录片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纪录片从业者身上显现出跨界和融通的勇气和智慧，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赋予纪录片的新的可能性。
刚刚落下帷幕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我的诗篇》和《喜马拉雅天梯》两部作品备受瞩目，分别斩获“年度最佳纪录片”和“最受观众欢迎纪录片”两项大奖。他们的执导者吴飞跃和萧寒也都个性鲜明，前者被誉为“跨界小王子”，后者被认为是“无所畏惧”的行动干将。南方日报记者在展映期间采访了两位导演，与他们分享了新生代纪录片导演的“正能量”故事。
●南方日报记者 钟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故事一
“跨界”导演吴飞跃
12月10日午后，2015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年度最佳纪录片”得主《我的诗篇》团队正在为闭幕式进行彩排。导演吴飞跃、秦晓宇和影片中的一位打工诗人陈年喜和工作人员一同吃着盒饭，聚精会神地聊着晚上登台的具体事宜。
这是吴飞跃第二次参加国内大型的纪录片分享会，上一次是今年6月举行的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这部以诗歌为主题聚焦工人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成为电影节上唯一一部入围“最佳纪录片”提名的华语作品，最终，它成功斩获“金爵奖”殊荣。
有着10年电视纪录片拍摄经验的吴飞跃是一名“80后”导演，但说起诗歌，他十分陌生。尽管他敬畏诗歌、敬重诗人，但日常并没有读诗的习惯。“诗歌的语言很美很深邃，但之前总觉得它离生活很遥远。”吴飞跃说，他自己也未曾料到，会通过记录工人有血有肉的诗意文字和寻常生活，来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这个时代很需要‘跨界’，这样才有打破常规的勇气和不一样的视角。”
“用工人与诗歌讲述时代精神”
2002年，吴飞跃开始在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担任节目导演和纪录片总导演，一干便是10年。媒体纪录片的制作经验，让他习惯于情感介入式的纪录片拍摄方式。长期形成的工作惯性，让他感到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瓶颈期”，心中渐渐萌发出创业的念头。
2012年，深思熟虑之后的吴飞跃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和朋友合作成立了大象微记录创作机构，开始进行独立制作。《我的诗篇》是工作室拿下的第一个重要项目，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成为最重要的策划者和推动者之一。一次偶然的机会，吴晓波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诗人秦晓宇的文章《共此诗歌时刻》，深受触动，便产生了帮助工人“走到聚光灯下”的念头。秦晓宇写道：“中国工人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生产劳动之余更是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杰作和许多知名诗人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具经验的厚度与直指人心的力量。”这段话触发了吴晓波和吴飞跃强烈的共鸣，影片最终由吴晓波任总策划，秦晓宇任总撰稿，由吴飞跃、秦晓宇共同执导。2014年6月，他们开始着手拍摄中国第一部反映工人诗人的纪录电影。
“去年，当我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提到这个选题时，在场的德国同行友人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想要了解的中国故事。’直觉告诉我，这个选题十分独特，我坚信这部片子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吴飞跃说。
拍摄启动之后，吴飞跃和他的团队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耐性的考验。剧组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打捞”了不少优秀的工人诗人。其中，祖孙三代都是鞍钢工人的诗人田力非常高产，而且特别擅长描写微小的事物，能够微妙地传递和捕捉鞍钢工人的触觉与心跳，历史痕迹与现实感受；马行是一个老石油勘探工人，曾走遍沙漠荒滩，他常用“荒野之诗”带领读者直面自然之险恶；另外，有着26年井下工作经验的老井，经年累月地跟煤炭、矿车、巷道、瓦斯、掘进机等一切地下事物打交道，文字兼具抒情和批判性。
此外，秦晓宇和吴飞跃还在作品中聚焦了爆破工陈年喜、鸭绒充填工吉克阿优、制衣女工邬霞等各行各业的诗歌爱好者。
“当时，很多人建议我们不要在一部长片里拍摄多个对象，这样难度较大，控制不好容易失败。但在我们看来，每个人都那么有故事，实在难以割舍。”吴飞跃笑着说，过去10年来，脑海中一直存着许多创意和念头，终于有机会在一部作品中实践。“机会难得，又是和惺惺相惜的人一起干，就希望能干一桩大的！”
理科优等生的电影创业梦
事实上，吴飞跃算不上一个“电影控”和“纪录片控”，说起自己的看片量，他连连摇头，羞涩地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文艺的艺术青年，既不是科班出身，也不是看片狂人。在拍摄纪录片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不仅要在艺术上打磨，还要具有项目运作的头脑和跨界的想法。”
吴飞跃读书的时候，就是一个数理化拔尖的理科生，成绩优异，从小就对创业特别感兴趣，脑子特别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福建人的优良传统”。
在《我的诗篇》拍摄过程中，吴飞跃经常会有许多新鲜的想法。他不会把自己局限为一个单纯的导演，出品人、制片人负责的事，乃至影片发行他也爱琢磨。“以往的纪录片人关注的只是拍摄这个层面，但在今天，拍电影则是一个综合性的计划。”
吴飞跃的第一个尝试是通过众筹集资拍片。拍摄中途，1990年出生的深圳打工诗人许立志意外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吴飞跃深感痛心。“一开始，我们是想筹6万元人民币钱为他出本诗集，最终我们在网上筹到了14万元，出了诗集还帮补了许立志的家庭。”
进入后期，吴飞跃除了应对高强度的拍摄任务之外，还要思考所有纪录片人最头疼的难题之一，那就是让纪录电影走进院线。他和吴晓波、秦晓宇一起争取到了部分院线的排片机会和企业、机构的包场看片。除此之外，他还在互联网发起“个人观影众筹”。对此，他解释说：“如果一个观众愿意支持这部电影，并通过自己的行动、人脉和影响力，至少召集60人在院线开一场观影会，就能帮助《我的诗篇》进行有效的传播。”目前，《我的诗篇》已召集了超过200名观影发起人，“他们都是全国各地的普通观众，但都亲力亲为地参与了纪录片放映方式的转变过程。”
吴飞跃在拍摄前就曾许下“不亏钱”的目标，现在已基本实现。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一个纪录片产业的创业者。“我在这个行业经历了不少困难，未来也想帮助更多有才华的人去创作更好、更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品，做一个好的出品人。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去走这条路，一步步地走。学广播电视新闻、进电视台、做纪录片，你看，我正在步步接近自己的梦想呢。”吴飞跃说。
除了拍片，吴飞跃最喜欢和自己的两个小儿子玩耍，除此之外便是给自己“充电”——参加各种创业课程，进行头脑风暴。“明天早上5点又要赶去北京的飞机，前几天从广州跑徐州，4天就睡了16个小时。”采访间隙，吴飞跃总是感慨时间不够用。
对于家庭，他很有感触地说：“家人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父母也是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帮我带两个孩子。家人给我的支持和理解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故事二
实干冒险家萧寒
对于电影导演来说，半路出家并不少见。著名导演北野武曾当过出租车司机和喜剧演员，詹姆斯·卡梅隆开过卡车，昆汀·塔伦蒂诺中学毕业后在录像租赁店打工。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70后”的萧寒是浙江工业大学的副教授，也曾担任过浙江影视频道《鉴宝》节目的主持人。
萧寒是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闯进这个行业的。他向南方日报记者回忆，4年前，当他听到“中国首部记录珠峰攀登全程的极限纪实电影”这个选题的时候，就兴奋不已，不惜变卖自己的房产当作经费。萧寒说：“我属于比较有行动力的那种人，当时我就觉得这么好的选题不去干，简直是暴殄天物！”
凭着这股拼劲儿，萧寒执导的《喜马拉雅天梯》创下了国产纪录片拍摄的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峰顶；第一次在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度进行特殊摄影；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
今年10月16日，《喜马拉雅天梯》正式在影院上映，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经突破1300万元。
卖房筹资拍摄登山纪录片
1953年，“地球之巅”喜马拉雅山首次被人类征服。而萧寒是在2011年接触到喜马拉雅登山这个选题的，当时他刚刚接触纪录片行业，才拍完一部小型纪录片《丽江拉夫斯基》。萧寒回忆说：“第一次听到登山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特别震惊。以前很多人对于登喜马拉雅山这件事都没有概念，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登山需要有专业人士为你当向导、铺路、修帐篷、背氧气瓶，难度之大，远远超乎想象。”
最让萧寒感到触动的是，在西藏，当地人通过“转山”等方式表达内心对自然的敬畏之情。然而，对于来自都市的登山者来说，登山却是一项时髦的极限运动，是对人类意志和体能的终极挑战。这样的反差，让萧寒产生了许多灵感。
选题确定之后，萧寒雷厉风行地解决了拍摄初期的经费——卖了自己的房子，筹集了100多万的资金。随后，他以最快的时间，与梁君健和雷建军组成团队，投入拍摄工作。“拍摄电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你要是用七八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事儿，不光费钱，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资助你的人会愿意等那么久，所以必须速战速决。”
有趣的是，萧寒、梁君健和雷建军这三个“合伙人”，原本都是大学的教书匠。萧寒在浙江工业大学教书，梁君健和雷建军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们都还有课要上，但我真的特别庆幸自己的主业是大学老师，这份工作让我们可以集中假期的时间来拍片子。我还请了一年的访学假，在清华以这个片子作为课题做访学。”
因为是理想主义者的性格类型，萧寒常常处于高度热情的状态，情绪比较高亢。在他眼中，雷建军很理性，让人觉得十分信任；梁君健则很踏实，做事很仔细，很能写，能把拍摄笔记一弄就是好几万字。
进入拍摄阶段，三人轮流主持各项工作。最困难的是，除了拍摄之外的大小事务都要由三个人撑起。“要做到完全地专注真的很难，拍纪录片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比方说品牌赞助，都得一件一件自己去谈。”
萧寒说，保险问题一度让他们很头疼，因为一般保险公司并不提供登山拍摄险这个品种，在他们诚意的感召下，对方对于拍摄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像这些细节的事情很多，很繁琐，我们很幸运能遇上这么多真心帮助我们的朋友。”
“拼命三郎”也是爱家男人
萧寒是山东人，出身于艺术世家。他5岁学画时，便立下考美术院校的志向。后来他在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中国画，一读便是10年之久。如今，迈进不惑之年的他已经是一头花白的头发，但笑容里依旧洋溢着充沛的精力。
萧寒的声音洪亮，说到兴起，语速也会变快，表情和肢体语言都很丰富。他不愿意深谈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诸多困难，更喜欢各种“神侃”，用他的话来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必要一副苦哈哈的样子”。
采访中，萧寒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幸运”。他用4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有关喜马拉雅山的纪录片，带回了足以让大众震撼的自然画面。“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人生体验？”
据萧寒透露，在《喜马拉雅天梯》拍摄过程，团队遭遇了颇多周折，状况百出，好在有惊无险。2013年，一个山友在登顶途中突发脑水肿，为了完成救援，珠峰北麓的各国山友都放弃登顶，把有限的物资全部用来完成人道救援，拍摄也因此被迫中断；2014年，拍摄途中，主创团队亲历了发生在珠峰南麓的一次大规模山难，15个夏尔巴向导遇难；2015年4月，当影片正在紧张地进行后期剪辑时，尼泊尔又发生了大地震……
“这部片子到拍的那一天我才知道害怕，高原反应都变成了小问题，最可怕的是性命攸关的极端处境。”萧寒感叹说，“我去了很多人永远也到达不了的‘地球之巅’，记录了那里真实发生的生活和人们的情感。这种感觉很奇妙，给予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特别大。”
“我在美院读了10年书，又在大学教了10年书，还在电台、电视台做过主持人，现在又是一名纪录片人，人生也算是丰富多彩。我是双子座的，能同时干好几件事儿，但这不代表我不专业，我对它们都是很认真的。我的下一个10年准备继续托付给纪录片。”萧寒言语之间流露出一丝满足。
对于热爱家庭生活的萧寒来说，工作时是“拼命三郎”，并不等于说自己就是“工作狂”。“对我来说，工作和生活不存在平衡不平衡的事儿，因为家庭是当之无愧的重心。如果一项工作有可能影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会立刻拒绝。”
平时，萧寒喜欢看电影和旅游，即使在拍摄《喜马拉雅天梯》期间，他也想法设法抽时间和家人一块儿去旅游。萧寒说：“只要看到儿子和家人，我的心情就会特别放松。我能够尝试如此多的领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多亏他们支持和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