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 黄青山
实习生 麦茹俏 吴治聪 通讯员 黄萍
昨日，水围红色交通站高端研讨会在福田区水围村恒春园举办。中国文艺美学创始人之一的胡经之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于爱成博士等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当年水围红色交通站的四名抗战老同志：庄福松、庄九桂、庄志良和任树森也在现场跟大家回顾了那段惊险的“抢救文化名人”的抗战历史。
在抗日战争中，有一次牵动海内外千万人心的大营救。这就是香港沦陷之后，1942年由东江纵队组织实施的“文化名人大营救”——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当时位于深圳河畔的地下交通站——如今的福田区水围村，在这段大营救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水围村曾经历过鸦片战争抗英、辛亥三洲田起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洗礼，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村庄。早在1924年就建立了以庄泽民为首的地下共产党小组，1927年建立皇岗水围红色地下交通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军封锁了港岛至九龙的交通，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形势十分严峻。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这些文化名人。
当时的皇岗水围码头，是西线撤离必经之路。由于这里的群众基础牢固，靠近香港落马洲、米埔，党组织决定让茅盾、邹韬奋等大部分文化精英从西线撤离。当时的水围村民经常来往香港销售海鲜、农产品。每天都有约27条船下海捕鱼，村民个个水性都非常好，抗日热情高涨，给接应工作创造了条件。
庄福松回忆道，当时的水围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庄泽民暗中与“红心萝卜”伪村长庄欣同联手，召集庄彭等人，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由庄兴林等人划船到落马洲、米埔接应这批文化名人。为避免惊动水围岸上的“二鬼子”，庄欣同利用自己伪村长的身份，在岸上与岗哨的伪军套近乎。而对岸负责转移文化精英的，是港九游击队副队长张红，其公开身份是元朗米铺一带的大老板，非常熟悉情况。
双方按照游击队情报上确定的接应时间，采取行动。组成三人小组，一人负责警戒、一人负责放哨、一人负责发信号——将一个纸糊的红灯笼高挂在门上，以通知对岸水围地下交通站。
1942年1月10日，西线拉开了营救文化名人的序幕。庄兴林、庄南、庄福泽、庄泽安趁夜幕降临，利用地形做掩护，蹲在芦苇丛中的渔船上等待信号。
凌晨时分，对岸红灯一亮，藏在岸边芦苇丛中的四条渔船，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划出300多米抵达对岸。船只靠岸后，早在岸边等候的文化名人立马上船，庄兴林等四人又奋力划回皇岗水围码头。每条接应船只能载8~10人，每接应一批差不多要一个小时。有时遇到鬼子、伪军突然出动巡查，或是天气变化等特殊情况，营救人员需要等待时机方可行动。因此，历时近一个月，他们才成功将对岸的文化名人安全接应到水围村。上岸后，庄福泽的母亲、妻子、弟媳、庄柏庭两口子以及村里可靠的妇女，将早已准备好的地瓜塞给文化名人，让他们跟着前来接应的游击武工队，边走边吃，经莲花山，到梅林坳，最后抵达白石龙村。
据悉，水围地下交通站，常以打鱼作掩护，为东纵游击队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并组织村里抗日积极分子，用麻袋把物品背在背上，打扮成耕作的农夫，在武工队的护送下，利用熟悉的地形，经莲花山，抄近路送到梅林坳。回来时，再装作樵夫，掩人耳目。从深圳河到梅林坳联络站，来回几十公里，村民们靠的是双脚，“草鞋百孔千疮，满脚血泡，回到家中，衣裤都拧得出水来”。
庄福松至今还清晰的记得特派员说的话：“一定要机智勇敢，万一打散了，就跟着武装同志走”，“母亲主动担负后勤保障的艰巨任务，不管白天黑夜，日晒雨淋为我们把风放哨；不顾家中贫困，倾己所有，粗茶淡饭接待过往同志”。在八年抗战中，像水围村的庄福泽、庄福松母子、兄弟、夫妻，庄柏庭两口子，老少两代人参加全民抗战的堡垒户，比比皆是，而且，“没有一个叛徒、一个汉奸”。这是当年宝安五个地下交通站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破坏的、完好地保存了党的地下组织。
对于“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水围红色地下交通站，在场人员都深表敬意，福田区文联主席刘国威表示，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在缅怀先烈的同时，更应传承这份义勇精神，坚持正义，开创未来。水围抗日“抢救”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凝重的一笔，作为今后对于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着深远重大的历史意义——激励后人为实现美丽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