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区报记者 吕延涛 尹传刚/文 丁庆林/图
7月下旬，素有“滇西雨屏”之称的小城龙陵，被笼罩在淅淅沥沥的雨里。在氤氲的细雨和薄雾中，我们登上松山，曾经化为焦土的战场故地，如今满目是高大挺拔的松树，“陆军第八军第一百零三师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静静伫立。
一座山的记忆，成为一个民族不能抹去的印迹。71年前，1944年6月，同样是龙陵的雨季，中国远征军向盘踞松山的日军发起反攻，历时3个多月，以伤亡7763人的代价歼灭日军超过1250人，敌我伤亡比高达1比6.2。
当年仅存的两棵老树，用一身的弹痕讲述着那场战斗，其中一棵老树下的碑石上刻着“劫后余生，但求和平”。
决战滇缅公路“直布罗陀”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东北部的腊勐乡境内，雄踞怒江西岸，主峰前临深谷，背连大坡，旁山起伏于足下，有遗世独立之概。
“对怒江峡谷而言，西岸的松山是一座超级‘桥头堡’；对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的巨手；对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前沿屏障。其地理位置之重要，身临其境者一目了然，西方记者将其称作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长期研究松山战役的专家余戈，寥寥数语就道出了松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1942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撤退到怒江东岸，侵占怒江西岸的日军第56师团下属的113联队，用两年时间在松山上修筑了强大的防御体系。
“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两年后的1944年，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中国远征军，向盘踞在松山的日军发起了进攻。”
在昆明世纪城咏春苑的家中，卫立煌的长孙、今年72岁的卫修阳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攻打松山，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对占领中国土地的日军主动发起的大规模进攻，松山也成了我国抗战中收复的第一块国土。”卫修阳退休前是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如今和老伴儿过着简简单单的日子。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卫立煌被任命为司令长官。“听父亲说，爷爷那时候胃病犯了，晕倒了好几次，不得已去南京治病，就没有到任”。1944年再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立即赶赴昆明，进行反攻前的准备工作。卫修阳说，“我父亲卫道杰当时刚从黄埔军校第14期毕业，卫立煌就将他调到了云南驿机场任守备团上校副团长，父亲英语很好，几乎每天都和美军打交道。”
卫立煌将长官司令部从楚雄前推到保山，并在离怒江前线70公里的马王屯设立前敌指挥部。“爷爷最好的品质之一是能团结人。来到保山，他密切注意联系地方，逐一拜访了怒江东岸的彝族土司，了解民情，争取多方支持。”
渡江前的准备工作渐次就绪。“5月11日，午夜时分，在美国工兵顾问的监导下，远征军部队利用帆布船、橡皮艇、竹筏和小木船，在旋滚的激流中，渡过怒江，在西岸登陆。”卫修阳说。
“我一定要给你们还仇”
在滇西雨季到来的时候，中国军队向松山日军发起了正式进攻。
“打松山的时候，经常下雨，我们天天待在阵地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贴在身上，浑身汗臭味，一身泥巴。”当年的卫生兵李文德，谈起战地记忆，眉眼间犹有戚色。
“那时候瞧见战友死掉了嘛，难过，淌眼泪。”李文德的家离松山很近，每天傍晚来临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李文德就会坐在自家的露台上，久久凝视对面的松山，想想阵亡的兄弟，直到山形被夜色遮住，消失不见。
李文德今年已经88岁。尚不满16岁时，就在家乡贵州遵义被抓壮丁参军，“先一天，我正在地里背草，第二天就被抓了壮丁。”李文德被分到第8军103师309团，做卫生兵，一路上光脚穿着自扎的草鞋，走烂了不知多少双。李文德所在的卫生队装备很差，60多人的队伍，只有队长等4个人有雨衣，还有3支步枪。“那时候，国家太穷了。”李文德慨叹。
1944年7月2日，李文德所在的第8军被卫立煌调到松山，接替伤亡惨重的中国远征军第71军，担任主攻松山的任务。
“我方炮兵虽用重炮向松山不断轰击，还有美国的飞机助战，但日军的炮火也很猛烈。他们的战壕和碉堡修得真是好。”李文德感叹，“老天啊，死了那么多的兄弟。”
从云南省龙陵县城东行约40公里，便可到达松山，在这座最高海拔2200米的山峰上，战场遗址仍保存得很完整。在龙陵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朱秋菊的带领下，走在木质栈道上，随处可见的交通壕、机枪掩体、暗堡，战壕、弹坑，悬挂于树的老照片和文字说明，讲解员鲜活的讲述……我们仿佛嗅到了71年前那场战役的硝烟。
“日军113联队的士兵来自九州福冈，大多是矿工出身，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其庞大复杂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认，就连他们自己人，能走遍所有松山阵地的人也寥寥无几。”讲解员华正波说。
在日军精心建筑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面前，中国军队的炮火难以发挥应有的杀伤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
作为卫生兵，李文德的主要任务是跟在冲锋队后面救治伤员，将其或抬或背地运送下山，伤员的血水和雨水浸透了他那件穿到破的军装，“有时伤员在背上不知什么时候就断了气，只好将战友就地掩埋，想着战争结束后凭借衣服上的番号，再将他们重新安葬。说是掩埋，实际上就是将尸体放在战壕里，也没有用土盖上。”他每天拖伤员、抬尸体，两只胳膊袖子上的血都结在一起变硬了。
看着牺牲的战友，李文德说自己心里“辣疼辣疼的”，擦擦眼泪，敬个军礼，对他们说，“我一定要给你们还仇。”
发起冲锋的时候，李文德也跟着战友一起冲锋。他没有枪，腰里插上4颗手榴弹，冲上去就朝敌人阵地上扔手榴弹。在硝烟弥漫中，李文德“想着不知道哪天自己就牺牲了，心里也不觉得害怕。”
“当时就想着和日军拼命，有一个死一个，拼了”，回忆起年轻时的热血场景，李文德语气加速，显出悲壮的神情。
第8军连续发动攻击，将松山外围据点全部攻占，但松山核心据点坚固如铜墙铁壁，使用飞机、重炮、敢死队爆破均不奏效。
“日军核心据点的堡垒由3层结构组成，日军曾经做过试验，用500磅的重型炸弹轰击这些坚固的工事，内部人员只能感觉到轻微的震荡。”华正波说，最后中国军队决定采取坑道作业。工兵轮班在敌堡下方挖出地道，填入炸药，实施爆破，一举成功，整个松山顶峰被炸翻。至此，中国军队才攻克有滇缅公路咽喉之称的松山。
“占领滇西的日军是第56师团，这支师团又叫龙师团，而龙陵，字面意思即龙的陵墓，当地老百姓都说，龙师团在龙陵覆灭，或许是一种注定。”华正波说。
打完仗，李文德所在的卫生队由60多个战士剩到只有十几个人。“这还是比较多的，有的连队一个人都没有了，全部打光了。打完仗，点名的时候，团长哭了，连长哭了，大家都在哭。”
李文德在追击日本散兵时，把脚扭伤了，后来才发现是脚踝骨折，直到现在还鼓出一个包。后来部队转战其他地方时，他在松山对面的一个村庄留了下来，做了当地一户张姓人家的上门女婿，改名张自文。十几年前老伴儿病危时，叮嘱他：“还是改回原名李文德吧。”
70多年过去，松山今年才有了鸟叫声
很多年以后，滇缅抗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依然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自己在松山战场遗址上受到的惊吓。
在松山寂静无人的午后，看着脚下的日军阵地上的交通壕，戈叔亚产生了某种幻觉，仿佛看到一个日本兵正向他扑来。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要跑，但最后还是彻底慌掉，拔腿就跑，“吓得一塌糊涂”，直到听到砍柴的小孩子的歌声，他才缓过神来。
在昆明家中，戈叔亚主动向记者谈起了年轻时的“糗事”，“因为我那样丢人地逃跑过，所以我更可以想象，当年我们的中国军人，他们也是普通的人，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力网，冲上山时的心情”。
敌暗我明，敌俯我仰，敌人平均年龄35岁，作战经验丰富，我军平均年龄不到20岁，只经过短期训练，“肉搏山”上仿佛还能看到年轻的战士与敌人抱在一起殊死搏斗的场景……
松山战役结束后，山上光秃秃一片。“后来树木渐渐长了出来，但始终死寂着，今年才有了鸟叫声。”华正波说。
大地有伤痕，记忆无裂纹。如今，在松山子高地南侧，402尊远征军雕塑静静伫立，他们对着阵阵松涛，望着曾经战斗过的松山主峰。
这些雕塑是2013年由广东雕塑家李春华捐赠的，现在成了松山抗战遗址的标志之一。
夏装士兵、秋装士兵、冬装士兵、娃娃兵、炮兵、跪射兵、战车、女兵、盟军、老兵、战马、将军、驻印军，13个神形兼备的雕塑方阵整齐排列，朱秋菊说，“他们以一种肃杀的气势震撼着后人，提醒着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
历史 背景
松山战役，是滇西缅北战役的一部分，为打通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为了争夺这片制高点，敌我双方在这里经过了整整十场争夺厮杀，历时95天。最终，我方以伤亡7763人为代价，全歼驻守松山日军第56师团下属113联队1250余人。
松山战役是日军在二战亚洲战场上的第一场被全军歼灭的战役，也是中国军队第一场成功的攻坚战。
这场发生在滇西的最惨烈的战役，拔掉了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从此，通过滇缅公路，中国可以畅通无阻地将大批部队和装备、物资源源不断地向龙陵战场送去，整个滇西战役形势开始逆转，加速了日军的溃败和灭亡。
（尹传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