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应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国开始研发自己的核武器。与此同时，担负核武器维护管理的H部队也在西部高原秘密组建。在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过程中，艰苦寂寞的日子常人无法想象，潜在的危险如影相随，甚至有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尽管如此，很多年轻人依然踏着父辈的足迹义无反顾地走上高原……
31
接下来几天，虽然没有明确宣布，但我知道自己实际处于被隔离审查的状态了。我原来和助手小孙同住一间宿舍，他被调开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在被审查。另派了一个叫郭宝山的新分来的大学生和我住在一起，小伙子对我很客气，甚至显得很尊敬，但我去哪儿他就会跟着我，连我上厕所他也和我一块去，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W厂的专家来过了，对我们复检中查到的这个问题十分意外，深感震惊。首先他们认为这确实是产品的瑕疵，但是原因何在，暂时还无法解释，要回厂对生产流程倒查一遍后才能清楚。
部队这面仍然未放弃内查。保卫处的同志，说他们警惕性高责任心强也好，或者说他们是立功心切也罢，反正一旦有了自己的怀疑思路了，是不肯轻易罢手的。除了我和孙云林以外，张金凯也成了调查对象，原因是从守洞库的哨兵那里了解到一条线索———有一天晚上，有一位技术员，“大高个儿，人比较黑”，独自进过阵地。这体貌特征非张金凯莫属。保卫处找他谈话时，他十分紧张，因为按照阵地管理规定是不许单独一个人进入洞库的。不过他解释说那天白天作业时他把一串钥匙放在工作服兜里面，晚饭后才想起来去取。他是叫上韩森一块去的，只是进门后韩森懒得往里面走，他就一个人去更衣间找到工作服，拿到钥匙就出来了，前后也就五六分钟。
张金凯是技术三室的，并不熟悉引控部分的电路设计。
我熟悉这些设计，但是我却从没有过单独接触产品的机会。甚至，我都没有过集体活动时不在场而个人独处的机会。
这就得感激我们去W厂实习之前于乾川政委的那句提醒了。他当时提醒我们要“检点”，所以哪怕是我不喜欢的集体活动，我也随大流参加。每次进洞库时，我从来都不最先进去，出来时则不会一个人落在最后。潜意识中一直在提醒自己要“检点”，别因一时不慎招致瓜田李下之嫌。
因此，保卫部门经过多方调查，都没发现我有过单独接触产品的机会，所以也就只能是这么怀疑着而已，没有对我再采取进一步措施。
真正的解脱是在半个月之后。厂方专家回去对生产流程做了认真调查，查出那个电气组件是整块从别的军工厂家购进的，原是用于某气象探空设备连接传感器的。就又派专人跑到沈阳，找了些同批产品进行比对，发现这连接方式用于气象探测传感信号并无不适，却不宜用在我们这样的特殊“产品”上。
问题找到了，按说不仅可以还我以清白，还应该给我记上一功了吧?可是据说保卫部门在向上面汇报时，指责我在接受调查时态度不够端正，有“单纯军事观点”的倾向，政治上不成熟，应该帮助教育，不宜表扬。可叹的是分管保卫工作的一位副政委也持这观点，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仿佛就是为了印证这位副政委和保卫处同志对我的评语。
就在我们接受第一批产品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实际上，之所以把这批产品连同一些半成品的部件紧急转移到H部队来，就是因为“文革”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在W厂也烧了起来。厂子里面已是一片乱象，有人要造反，肆意冲击党委领导机关;有人则想稳定，要保护生产秩序，却被造反的一派称为“保皇派”。两派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发生过小规模的武斗，不仅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产品的安全更是堪虞。故根据中央专委的意见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决定把这批最重要的“宝贝疙瘩”转移到H部队，“入洞为安”。当然，这些情节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
H部队属于坚持“正面教育”的单位，地处偏远，俨然如同世外桃源，我们虽然也都知道有“文化大革命”这回事，对地方上因“文革”而发生的这些乱象一时还未听闻，茫然不知。
直到延娜打电话给我，说她父亲出事了，她要马上赶回北京，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最实在的感受，或者说最强烈的心灵重击。我似乎闻到了这场运动的血腥味，不由得阵阵惊惧。延娜的父亲沈其骧，那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人，身体一直很好，却在被单位的造反派关押揪斗后的一个夜里，突然去世了!延娜的母亲亦难逃厄运，也被当成“走资派”游街，批斗。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举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