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一家出了11位老八路
其中9位均是红色特工
文/广州日报记者张丹羊
图/广州日报记者邱伟荣
千钧一发之际，他机智地咽下电报底稿，在鬼子用尽酷刑折磨以及叛徒出卖之下，毅然决然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用自己的鲜血保护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这一幕幕经历并非电影情节，而是70多年前发生在抗战岁月中的真实场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走访了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情报工作者申伯纯的女儿——91岁的广州老报人申小丛，听她讲述那个特殊年代的家族传奇故事。抗日战争期间，申伯纯一家共出了11位老八路，其中9位均是红色特工。
大哥申仲仁：咽下电报底稿保住地下党组织
“大哥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申小丛遗憾地说。1945年，为了缅怀革命烈士，军委三局在延安市枣园镇盐店则村西侧建烈士陵墓，安葬了在三局工作时为革命牺牲的七位烈士，大哥申仲仁的墓碑就位于正中间。
身为家中长子，受父亲申伯纯的影响，申仲仁19岁时便在北京师大男附中学习期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当上了先锋队的侦缉队长，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由于当时懂无线电的人不多，南汉宸在天津租界有一部电台，急需报务员。“彼时，父亲申伯纯已在南汉宸的联络下为党工作，就把我大哥介绍给了南汉宸。”申小丛说，就这样申仲仁成了中共北方局天津地下电台的报务员。
秘密工作了大约半年，日本宪兵队跟踪电台信号发现了这部电台。一天，申仲仁发完电报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电报底稿就藏夹在报纸里，刚出门就被日本宪兵队围上了。他不动声色地应对方要求把拿着报纸的手举了起来。趁日本宪兵冲进屋里搜电台时，申仲仁一下子把电报底稿塞到嘴里咽了下去。等日本人回过神来时，底稿和密码均已被销毁。
气急败坏的日本人将申仲仁抓回了宪兵队，对他严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夹棍全都用上了。遍体鳞伤的申仲仁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坚称自己是经商的，用的是商业电台，给老板发电报，报告商业行情。”数月之后，他终于在组织的营救下虎口脱险。“由于被灌了大量的辣椒水，肺部受到严重损坏”，他的健康从此恶化。
1940年初，牲口驮着电台过桥时翻入河中，申仲仁不顾河水冰冷刺骨跳下河去捞，后来连续几天发高烧，原本就肺部受损的他病情一天天加重。在盐店则的窑洞里，申仲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4岁。
二哥申仲义：创制手摇发电机保证电台通畅
“我不当亡国奴。”申小丛至今仍记得二哥离家前所说的这句话。1937年8月，她年仅15岁的二哥申仲义也跟随父亲走出北平。
申小丛说，因为大哥是搞电台的，二哥受其影响对无线电非常着迷，常偷偷省下早餐钱去学无线电。1937年10月，到延安后，申仲义便到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学习。他找到一本工科大学的英语课本，一边学英语，一边啃无线电专业，就这样，初中文化水平的他终于能读无线电的英文原著了。两年后，他被调去军委二局担任通信教员和机务员。
1941年4月，申仲义调军委三局通讯材料厂实验室任实验员、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仅有的设备是两张杜梨木做的工作台、一些小仪表以及简易手工工具。当时正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通讯器材更是奇缺。由于发信机电源通常用手摇发电机供给，收信机的电源通常用电池供给。在那段时期，作为消耗品的电池补给常常“断粮”，危急关头，申仲义领下了解决电源问题的任务。
见实验室没有条件制作干电池，申仲义百般尝试后决定还是在手摇发电机上寻求突破。在简陋的条件下，他克服重重困难对手摇发电机高压部分采取了降压、分压、滤波以及排除整流子火花干扰等措施，成功用手摇发电机代替了电池，化解了缺乏电池的老大难问题。从1941年开始，申仲义创制的手摇发电机在各个系统普遍使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有了其他电源后才逐渐停止使用。
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22岁的申仲义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是当选的8人中最年轻的一个”。
小妹申小丛：巧借买糖果偷偷传递情报
“抗战8年，我有7年留在北平。”申小丛说，1937年父亲离开北平时，她才13岁，和母亲、妹妹晓白留守家中。入读初中时，她就近选择了觉生女中，“当时那所学校里有不少日本女孩子，还组织去日本游学，不过我们坚决不去。”不久，申伯纯得知后说，你怎么可以读汉奸学校，于是申小丛在家自学数学，第二年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女同学们的思想都很进步，甚至连上日语课时都会故意捣乱，“我都因为这（指上课捣乱）被老师点名批评过。”
彼时，她的同学中不少人的父兄都是地下党，一些情报就这样通过女生之间的“交流”转送到申小丛的手中。申小丛小小年纪便知道“谦祥号”干鲜果品店是我党的联络站。每当收到同学们传递来的情报，她就前去“谦祥号”买零食。“掌柜知道我的身份，我说买巧克力或其他糖果，把写有情报的小纸条裹在钱里一并递给他。”申小丛说。
后来，母亲患了癌症，母亲过世以后，前总情报处派联络员李成到了北平。“他说我父亲让他将我和晓白带到根据地，并把家里的房子交给组织。”申小丛说，她把房子交给了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卖了70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
“当年，李成的工作是负责总部和各地派遣人员之间的联络，他无数次圆满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申小丛说，后来她才得知父亲早有撮合她和李成为夫妻的想法，两人后来于1946年成婚。
“和他们（指其他几位亲人）相比，我是最没用的。”采访中，91岁的申小丛不时重复着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