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钢
“进京求医”其实只是“求好医院难”“求大医院难”的缩影。到长沙、成都、武汉、广州、上海各大医院看看，没有不人满为患的，只是北京可能更为突出。
必须指出，“求医难”不是大医院及其医护人员造成的，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甚至拼命工作也解决不了需大于供的问题。但是，“求医难”也不是患者造成的，进京求医尽管有盲目性，但在生命健康上人人都希望得到最好的保障，有天然的正当性。
如何破解进京求医难题?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但法律和制度的设置会影响到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方面，需解决挂号公平问题。卫生行政和医疗机构为解决挂号公平问题制订了各种制度，并通过技术手段加以保证。但“号贩子”的存在极大扰乱了公平就医秩序，损害了患者利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号贩子”屡禁不绝，甚至成了患者进京求医的依赖路径。除了供需失调的原因外，医疗机构、卫生部门、公安机关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和手段治理吗?
“号贩子”必须打击，而且要加大打击力度(其实辨别“号贩子”、抓“号贩子”并不难，进京求医的患者及家属“一不小心”就遇上了)，让每一次打击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当认识到，即便禁绝了“号贩子”也只是解决挂号公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挂号难”的问题。与春运存在“票贩子”“一票难求”一样，“进京求医”的根源是供需矛盾。
另一方面，要增加供给、改善供给方式。靠北京各大医院(包括各地三甲医院)就地内部挖潜、增加供给恐怕“此路不通”，医院的就医环境之恶劣、医护人员之重负已属不堪。因此，要尽可能满足国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必须建立完善的医疗制度体系。国家应增加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改善资源配置，加强社区医疗服务，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鼓励社会资本自办及与公立医院合作开展医疗服务，以增加供给、改善服务。这些中长期制度建设无疑对“破解进京求医难题”有重要作用，但解决目前困境，改善供给方式可在中短期内见效。
二是实行分级就诊、转诊制度。建立该制度当然不是要阻断患者“进京”通道，而是要与患者所患疾病及需求相匹配的当地医疗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减少“进京”的盲目性和资源浪费。国家(不仅限于地方)应当出台法律位阶更高的规范，在医保制度上对就地诊疗的患者给予更大的倾斜。
三是建立多点执业制度。目前普遍的做法是医师原则上可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申请增加执业地点。笔者认为，解决“进京求医”问题，应当让北京具备申请多点执业条件的医师，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提供医疗服务。第一执业地点的医疗机构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符合条件的医师到第二、第三执业地点积累更多的临床经验(限于医疗行业客观存在的资历等级，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并不一定有与能力相匹配的临床机会)，让患者能就地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这实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四是设立外出会诊制度。现有的限制医师外出会诊制度，抑制了医师外出会诊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医师“走穴”现象。尊重医师的智力和体力劳动，尊重市场规律，提高医师外出会诊的报酬，公开合法的外出会诊才能取代“走穴”，患者就地接受诊疗的需求也能合法地得到满足。
四是实行医联体与远程医疗。医联体是指区域医疗联合体，是将同一个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通常由一个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组成的一个医疗联合体。北京已有多个医联体存在。建立跨区域的医联体其实可成为分级就诊、转诊制度的载体。
在远程医疗方面，北京有多家医院建立了远程医疗系统，如果各地医疗机构都建立可对接的系统，就能够充分发挥远程医疗系统的作用，让许多患者不需要进京就能享受到与北京同等水平的医疗(起码在诊断方面能实现)服务。
（原标题：破解方法：增加供给、改善供给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