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孙东宁(63岁)八路军129师山东纵队第2旅旅长孙继先之子，解放军总参谋部退休。其父孙继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一任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关于抗战
两个姐姐在战争中遇难
新京报：父亲经常给你提起抗战吗？
孙东宁：他提起的少，可能是心里有块疤。抗战期间他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姐被日军杀害了。
新京报：当时是什么情况？
孙东宁：那是1941年，百团大战刚刚结束，我父亲在山东反“扫荡”，正赶上我大姐出生，部队行军不能带孩子，只能放在莒县一个老乡家。后来汉奸告密，老乡和大姐都被抓走了，我父亲托莒县的地下党把老乡拿钱赎出来，大姐被鬼子杀害了。他心里挺愧疚的，倒是我母亲十分坚强。
新京报：你母亲当时是什么表现？
孙东宁：1942年沂蒙山区转移时，母亲分娩走不动路，当时鬼子快要追上来，情况危急，她从战士手里夺下了两枚手榴弹，打算和鬼子同归于尽。好在当时的卫生队长下了死命令，让战士救回我母亲，生下我二姐。可惜二姐在1949年随军南下时，在宁波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
新京报：父亲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孙东宁：比较大的影响是我们对军人肃然起敬。我和另外四个兄弟姐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也都当了兵。
军人情怀
我当兵没沾父亲一点光
新京报：以你父亲的身份，你在当兵时会不会受到照顾？
孙东宁：父亲对我们管教十分严格，他最讨厌走关系走后门。问心无愧地说，我当兵没有沾他一点光。我当的是总参谋部的测绘兵，被分到新疆边境绘制军用地图，一待就快十年，根本没人知道你是谁。
新京报：在边境当兵，比较艰苦吧？
孙东宁：测绘部队条件极为艰苦，最高上过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都是无人区。1974年我们测绘兵在雪山上连续走了28个小时，因为测绘士兵在不同的位置，谁出事就开枪，我晕倒在山顶上，手枪扳机都勾不动。我比较幸运，被附近的战友发现救下了。
爬雪山，过无人区，沙漠里喝自己的尿，什么苦都受过。
新京报：这些遭遇你父亲后来知道吗？他怎么看？
孙东宁：我父亲知道后也没说什么，他常说革命意志都是吃苦吃出来的，说你想想抗战时期的老百姓，那么困难还把粮食贡献给八路军，当兵吃这些苦算什么。
新京报：在你眼中他是什么样的人？
孙东宁：严格，勤俭。上世纪60年代，我父亲干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时，家里来了客人，父亲都不让去招待所，只能在家吃饭。他说招待所是公家的，客人是咱家的，不能去公家的地方吃饭。
那个时候他一个月工资300元左右，在大西北还有300元地区补贴，加起来非常高了。他觉得实在太高，要求主动降工资，把自己的地区补贴砍了。
另外他又很豁达。1990年他去世前，在病床上跟我们开玩笑说，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不能全信，死就死了。
关于日本
自家人不许去日企上班
新京报：如何看待现在的抗战剧？
孙东宁：现在很多抗战电视剧，不尊重历史。手撕鬼子、裤裆藏雷、八路军百毒不侵，把打仗弄得跟开玩笑似的。
新京报：你觉得开玩笑似的“抗战神剧”会带来哪些问题？
孙东宁：我感觉是我们在宣传上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日本人非常凶残狡猾，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打赢了抗日战争，如果敌人像电视剧上那样愚蠢，我们打一支愚蠢的部队都用了八年，我们成什么了。
新京报：如何看待现在的日本？
孙东宁：我母亲现在对日本人仍然没有好感，因为她女儿被日本兵杀害了。我记得2000年前后，我的外甥学软件开发，在日本一家公司实习留下工作，我母亲极力反对，感觉我外甥去日企上班像当汉奸一样。
新京报：现在看会不会显得狭隘？
孙东宁：不会的。如果日本不能像德国一样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他们是不可原谅的。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我外甥也比较认可，就没留在日企。
关于“红二代”
贴“红二代”标签不公平
新京报：作为将军之后，你如何看待现今“红二代”的称谓？
孙东宁：我觉得贴“红二代”的标签，有点挑拨各个阶层关系的嫌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孬种儿混蛋”，红二代这种说法是“文革”思维的翻版，是另一种出身论，对红二代和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
新京报：“红二代”的标签也给你带来了光环。
孙东宁：不能否认，“红二代”的身份给我带来了荣耀和光环，但就是这种光环，反而自己的一言一行更加谨慎。
如果“红二代”承认自己是所谓的“红二代”的话，那么做人做事都该以身作则，弘扬正能量。
新京报：你自己对弘扬正能量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例吗？
孙东宁：今年5月20日，我回老家山东曹县探亲，家族不少人找我托关系，孩子上学、当兵、找工作之类的，吃饭的时候我和他们说，我们老孙家不管以后有没有人当大官，发家致富只能走正道，托关系走后门不是老孙家的传统，这样只能害了彼此。
新京报：在弘扬正能量上你还有哪些建议？
孙东宁：不可否认，社会上各阶层都存在各种各样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扭曲的社会现象，这需要政府和民众一起反思，建立全社会公平廉洁的用人机制。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山东枣庄、曹县报道
(原标题：“红二代”更该谨言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