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0日晚，深圳森林分局副局长钟宇军驾驶警车撞上一辆停放路边的宾利轿车后弃车逃逸，17个小时后现身，投案自首。此事经网友爆料，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虽然有目击者称钟某当晚一身酒气，但由于17个小时后的酒精测试结果不足为证，而当晚饭局虽提供有酒，但一同用餐的同事们众口一词，皆称未留意到其有无饮酒，因此，时隔一周，钟副局长究竟是否酒后肇事，仍然是个谜。
调查进展到这一步，真相似乎已不遥远，缺少的，只是证明真相的确是真相的证据。而当晚与钟某一同用餐的深圳森林分局多位工作人员集体失忆是真是假，相信稍具生活常识者均不难作出判断。
由此不难联想到不久前曾引发一场对告密者的声讨的著名饭局。有人评论称，告密是一种社会病，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有人反驳曰：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但人人沉默的社会，则是吃人的社会。
某饭局掀起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钟宇军一案中深圳森林分局多位工作人员便用他们严守真相的集体沉默，来了一场“向告密说‘不’”的践行。遗憾的是，他们的沉默，似乎同样地“冲击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着社会的道德基础”。
告密成风和人人沉默，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两个极端。两种状态下的人类，都绝对不是幸福安乐的人类；两种状态下的社会，也都绝对算不上健康正常的社会。
一面是历史上曾饱受“告密文化”的浸淫，一面是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以和为贵观念深入人心，面对真相，在“说”与“不说”之间的摇摆犹疑，无疑体现着当今一些国人的价值迷茫和错乱。其实许多人的迷茫和错乱恰恰在于，他们忽略了，或者是尚未意识到，在以维护自身或小团体利益为目的的告密或沉默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依据：法律、道德和公平正义。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尊重他人隐私，是谓高尚的沉默；遵守法律、履行公民义务，对他人违法违纪行为敢于举报、勇于作证，是谓高贵的“告密”。
从熟人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从告密文化向法治文化的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又一个公众事件中，人们对涉事者“说”或“没说”的质疑和考问声，也是时代前进的脚步声。
本报评论员 翟少颖
（原标题：“警车撞宾利”酒驾之谜的另一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