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林
品读《管子·任法》等古代法学文献，可知先贤法治思想的境界和高度，或如璀璨星空展现，或如中秋月之皎洁。笔者略述一二。
其一，法度于天，仁义礼乐皆出于法，君臣上下皆从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文献《墨子·法仪》就闪射出科学立法的思想。它指出:“天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又指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不以有德自居)，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笔者认为，古人对大自然运行的了解程度，固然不如今人深入，但对天地人间的运动规律还是有所感悟，以“天”借代“自然”、以“天”借代立法方向，科学立法思想已蕴涵其中。荀况在《君子》一文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其实也有“科学立法”的用意在里面。《墨子·法仪》还鲜明提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法度)，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百工从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辨也”。古人“有法可依”和“良法之治”的思想，跃然纸上。
同样是两千多年前的《管子·任法》一文，已把法律奉为至上。它指出:“法者，天下之至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还把法律“恒一”与法律“至道”同等看待。它指出:“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须“明法而固守之”。它还引用《周书》中总结出的治国教训:“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笔者以为，这与今天所强调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思想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一脉相通。
关于尊法、守法、公平执法的思想，《史记·张释之列传》也有诠释:汉文帝出行，有路人致御驾受惊。文帝交廷尉张释之严办。张释之只处罚金并上奏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偏斜)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跟着学)，民安所措其手足(百姓又如何适从呢)?”开明的汉文帝认可了廷尉的裁决。可见，古人执法之严肃、公平、无畏，不乏先例。
其二，徙木立信，搏击豪强，罪疑者予民。提升法律公信力，是古今法治之共性。当年商鞅的做法，就令人叹为观止。《史记·商君列传》记述:商鞅变法，“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然后才公布法令。
《任法》总结道:“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故，令往而民从之”。商鞅变法也有阻力，言“不便者以千数”。但他料定:“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法办太子，“刑其傅”“黥其师”。自此，“秦人皆趋令”。
苏轼后来在《厉法禁》中总结说:“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疑罪从无，是我国当今刑事法治思想的重大进步。然而，《汉书·刑法志》在述及汉文帝时期的法治时，就已有这样的记载:“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交付民众共同议处)”。《礼记·王制》中也提到过:“疑狱，泛与共之，众疑，赦之。”可见，我国古人先贤已有“众疑赦之”的刑事法治思想。
其三，申明典章，铲除前弊，悬法学为上科，升法值为清列。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果执法不严或恣意执法，则法律被践踏。西汉中后期的名篇《盐铁论·刑德》和中唐后的名篇《策林·论刑法之弊》，几乎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了两朝中后期法律实施的乱状:“律令尘蠹于栈阁，制敕堆盈于案几;官不遍睹，法无定科”;“条理轻重之文，尽询于法直(当值的法吏);是使国家生杀之柄，假手于小人。”因此，担任过唐代刑部尚书的白居易当年就曾痛首疾呼:“申明旧章(昔日的典章良法)，刬革(铲除)前弊;则在乎高其科，重其吏。”他建议借鉴汉制以四科举士的经验:“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他断言:“悬法学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义;升法直为清列，则授之者必贤良”;“钦恤用情(亲民审慎)者，遣为法官;如此，则仁恕之诚，廉平之气，不散于简牍之间;掊刻(搜括)之心，舞文之弊，不生于刀笔之下”。
如今，正在构建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正在推行。古人法治思想之珠玑，值得借鉴深思。
(作者为江苏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原标题：品读古代文献法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