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月音
(本报评论员)
□李 妍
(《重庆日报》评论员)
□马想斌
(《华商报》评论员)
漫画/勾犇
一切向钱看的贪官
集月音：随着反腐的逐渐深入，人们对贪官落马的新闻已习以为常，但是广州原副市长曹鉴燎的腐败路线曝光后，一下子又成了舆论焦点。因为他身上不但集中了贪腐官员的普遍特征，而且还有他自己的“贪腐特色”。
马想斌：曹鉴燎身上具有很多贪官都具有的因素。如，巨额的腐败资金，养多名情人，而且官商勾结，商人为其情人支付生活费用，送住房、甚至连分手费都是商人赞助的……这些，在很多腐败官员身上，都能找得到。在官商交往中，权力投资、利益交换无处不在，这也是其最大的一个标本特点。
集月音：曹鉴燎贪腐领域主要在土地和工程建设上。这也是近些年很多官员“前腐后继”的领域。另外，曹鉴燎还是个典型的裸官，妻儿早已移居香港，甚至连他自己都办了港澳居民身份证。广东曾专门发文规定，明确要求“裸官”不能担任党政正职，而曹鉴燎落马时的职务是副市长。
李妍：我记得当时中央巡视组总结各个地方贪腐的区域特点时，专门提到了广东的贪腐特点是裸官，北京是小官巨腐，山西是能源腐败。
马想斌：但作为一个标本，曹鉴燎也有吸引人眼球的地方。那就是曹鉴燎为官近30年，不仅能“边腐边升”官至广州副市长，而且多次“拒绝提拔”。这个，恐怕是很多官员没法办到的。许多官员，把贪腐作为官路上升的一个途径。曹鉴燎，在一定意义上，把贪腐作为当官的终极追求。这样的思路，必然导致他越来越贪。
李妍：我觉得，在曹身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能人腐败，一手干事，一手利用干事搞腐败，这其实有相当大的隐蔽性。曹正是充分利用了他自身高级经济师的专业优势，一切向钱看。在为政做事、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的时候，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同样，在自我发展提升的时候，也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含金量不高的职位甚至不去，拒绝升迁。发展经济的能力，遮蔽了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贪腐问题。
位低权高酿巨腐
集月音：曹鉴燎为了腐败利益最大化，曾经三番五次拒绝提拔，由此可见位高不一定方便敛财，小官也可以酿成巨腐。
马想斌：中国的贪官，自古都是小官大贪。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也是如此。
集月音：这点是有数据支持的，自2001年以来的10年间，在媒体视野出现、涉案金额上千万元的贪污腐败案例中，科级和科级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其中有13个作案在2008年以后，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
马想斌：现实中，处于权力末梢的官员，看似只是一个九品芝麻官，却是社会构建运作的执行者，直接参与社会各项政策的执行，那么在政策间打折扣寻租的机会就非常多，他们的贪腐机会，遍地都是。最能直接反映这个现象的，就是新闻经常曝出，一个村支书动辄贪腐上千万。
集月音：小官巨贪的出现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久居关键岗位”。在位者长年手握实权，对相关业务越发熟练，很容易利用政策和制度的漏洞来进行权力寻租。另外这也方便他培养人脉，形成贪腐圈子。
另外，这与小官私欲膨胀和价值观扭曲也有关。公务员工资多年未涨，同时公务员相对来说也是升迁较慢的职业，因为手上实权与自身政治经济地位之间的差异很大，难免导致其心理失衡，最终走上贪腐之路，用腐败来“补偿”低职位低收入带来的“被剥夺感”。
马想斌：小官跟普通的基层公务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维持体面生活都难的，多是指基层公务员，而这部分公务员，没有合适的机会去贪腐。进行大贪的，看似小官，实则是掌握实权的官员。
集月音：基层公务员未必没有利用职务进行贪腐的机会，比如北京市西城区分析“小人物”贪腐案，犯罪主体是财务人员、后勤人员等。他们是绝对的基层，作案模式是虚增报销、虚开发票，或私卖物资、虚报成本，但是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腐败最终累积成数千万的贪腐巨款。
李妍：中国有句老话，叫县官不如现管。还有句话，叫山高皇帝远。其实这也是在说，越是在基层，越是掌握着具体的执行权力，就越可能权倾一方，并且难以受到监管和有效制约。尤其是在如今地方经济、城镇化大发展的时候，负责具体事物的基层权力就更是越来越大，如果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充分，就会有非常多的腐败寻租机会。
马想斌：小官的贪腐，最坏的结果，不只是贪腐造成社会资本挪用的直接后果，最可怕的一点是，这部分官员经常跟人民群众打交道，他们的言行，代表着官员的形象。所以他们的贪腐，直接导致人们对官员整体的不信任。
堕落的能人更可怕
集月音：曹鉴燎30多年仕途顺风顺水，说明他在贪腐之外，还有过人的工作能力。“能人腐败”成了这些年逐渐凸显的腐败新形式。
马想斌：像曹鉴燎这样的能人腐败，也算不得是新形式。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像明朝张居正，绝对的能臣干将，但死后被抄家的时候，也发现是个贪污分子。那些名副其实的“能吏”，并非仅仅是只会贪污腐败的草包饭桶，能通过层层选拔而当上领导的，肯定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
问题实际上不在于贪腐为何多能人，而是能人为什么要贪腐？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正因为他们的“能干”，在一个权力运作不透明且监督不力的体制下，这样的人才更容易出事。道理很简单，只有能干的人才更有可能发现制度漏洞，才更有胆量突破禁区；而这样一些人一旦走了邪路，其为害的程度一定更深，影响更大。
另一方面，一些犯错的官员会被“保护”起来。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里写，山西某县开会说，对于那些为了地方发展犯错的干部，要宽容、要保护，对那些纯粹为了个人谋私利的要零容忍。为了保护能干的干部，一些地方在处理违纪干部时甚至会特别强调干部违法违纪的“为公动机”。
集月音：对能力的看法，可能位置不同，定义就不同。比如原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被称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三最”女贪官。可能她的做派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凶悍的泼妇作风，但在她的领导看来，她是相当有能力的。
所谓的能力就是胆子大，会演撒泼耍赖的拿手好戏，单位有什么事摆不平，领导都让她出面，所以她成了单位的干将。说到底，她的能干维护的是部门的利益，领导的利益，不是民众的利益。这样的“能人”贪腐起来恐怕是肆无忌惮的。
李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旦对能人缺乏监督，加上随着地方经济不断发展，能人必然能凭借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找到越来越多地方经济以及个人利益的发展机会。为何很多官员能边腐边升，升一般来说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承认，腐只是借用工作能力谋求到的腐败机会，所以这两者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对能人来说，激励机制不到位也可能是导致能人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集月音：这个现象跟我国目前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阶段也有关。革除旧束缚，必须要对原有旧制度进行突破，也就是马想斌说的突破禁区，才能迅速地见到效果，比如当年带领国企走出重围的不少领导人，起步时大都采取了非常规的经营手段。当然这于经济发展有益，却于法治无益。因为这会纵容一些人藐视制度，从而陷入违法乱纪的境地。
李妍：这其实与权力运行的不规范有关。在现有经济环境下，其实很多时候的能人就是有打破现有规则，不按常理出牌的智慧和勇气，才促进了一方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权力运行的过程，对法治却往往是致命破坏。一旦这种发展模式成为常态，能人官员就会对法治缺乏敬畏，就会突破法治底线进行贪腐。所以现在中央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可以说是对权力运行很重要的一种纠偏。
靠规则更要靠制度
集月音：边腐败边升官，曹鉴燎一路从镇党委书记升迁至广州副市长，他成功敛财20多年的经历，对当下的反腐事业无疑是深刻的一课。
李妍：边腐边升，这几乎已成为了官员贪腐的典型特征。问题官员能不断带病提拔，这其实也充分说明了，现在监督官员的制度设计，以及对监督制度的执行依然很不到位。
曹是裸官，相关部门应早有察觉，遗憾的是，没有谁对此较真；曹多次被提拔，担任领导职位多年，干部离任审计丝毫没有发挥作用；他主持新城开放、旧城改造等高危贪腐项目，居然也无人监督过问。说白了，杜绝腐败，如果制度不给力，监督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反腐就可能成为空谈。
集月音：我们首先应反思既有制度没能发挥效力的原因。比如有的政策立意很好，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缺乏配套执行的细节规定。其次应注意到某些方面仍存在制度缺失的问题。比如土地领域，是腐败高发区，但是至今都缺乏严格、透明的规范来制衡寻租的权力。不把寻租空间堵死，一任倒下去，下任也未必能幸免。症结就在于只抓人，没有抓制度建设。
马想斌：过去这段时间，政府出台了很多有约束力的规则，比如官员请客吃饭不能超过多少钱，但这些都是规则，不是制度。对反腐来说，靠规则更要靠制度。但制度方面，比如广州规定对新提拔的官员，只是有范围的公开。公众外部监督无法跟上，谁能保证内部的监督不会因为能人而对腐败放开一马呢？所以，从根本上说，权力运作不公开透明，腐败就很难从根上清除。
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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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
@傅达林
#曹鉴燎腐败的经济学思维#
梳理曹鉴燎腐败的轨迹，无疑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但我更关注其所谓的经济学思维，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主导很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都是这一思维。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不仅学经济学的人大量进入领导干部阶层，其他官员也深受熏染。当经济学思维极端化，官员 的 眼 中 就 只 有GDP，只有各种经济指标。用这种思维作为执政的主导思维，在推动地方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权力与资本过度紧密，并对官员个体行使权力产生深刻的潜意识影响，为权力进入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奉行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始终关注的是如何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这原本是市场主体的主导性思维，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可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当官上，便会将权力导向一个“勾兑”的利益市场，滋生出各种权钱腐败。
@不瘦兄
#三番五次非提拔不可的韧劲，更值得追问#
曹鉴燎“三番五次拒绝组织提拔”，虽然乍看令人费解，细想倒也算是能说通，面对轻车熟路的巨大利益诱惑，以及基层权力寻租空间的强大吸引力，这“提拔”倘若没有更强劲的利益想象空间，拒绝提拔似乎也逻辑能自洽。倒是这三番五次非提拔曹鉴燎不可的韧劲，或许更值得问个清楚。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越来越多对于落马官员的各种揭底，让人有一种眼睁睁见证的无力和残酷。即便在曹鉴燎被查处之后，也有曾经的同僚用“雷厉风行、很有魄力”来形容他。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坐拥数亿资产，却能轻松瞒过早已明确多年的官员个人财产事项报告制度，妻儿、资产长期布局外撤却无有效、及时的预警，官员财产长期不公开的恶果，不仅是透明政府建设的滞后，更是社会监督的乏力。
（原标题：贪腐标本曹鉴燎）
